圣马利亚堂

此足迹位置是铜锣湾大坑道2A号 – 圣马利亚堂

继马礼逊牧师（Rev.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来华后，圣公会教徒也相继抵达中国，而首批来华的是东印度公司所雇的牧职人员。圣公会于香港开埠翌年（1843）便委派史丹顿牧师（Rev. Vincent John Stanton, 1817-1891）前往香港，成为第一位殖民地牧师。他是英国海外传道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传教士，被差派来负责牧养侨居香港的各行业英籍人士，并在华人社会中展开福音工作。

按1849年《英王制诰》，维多利亚教区成立，扩展在香港、中国和其他地区的福传事工。教区首任主教是牛津大学博士毕业的施美夫主教（Bishop George Smith, 1815-1871），他早年按牧，曾为英国海外传道会来港考察通商口岸对开拓在华传教的前景，促成香港成为该会差遣最多传教士前往的地方，大力发展华人事工。第一间华人教堂香港圣公会圣士提反堂（St. Stephen’s Church）亦于1865年创立，专向华人传道，开始改变传统的概念──教堂只是为了西方人士而设。渐渐本色化的发展成为圣公会支持的趋势，糅合中西建筑特色的圣马利亚堂（St. Mary’s Church）更可体现当中的变化，这是第5间华语圣公会教堂，于1937年完成修建，其别具一格的中式设计将基督教及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截然不同互相联系起来。

而圣马利亚堂成立于1911年，服务铜锣湾的大坑至今已经超过百年，不但照顾教友灵命需要又开拓福音工作，其后更推展至兴办教育，为主播下真善美的福音种子。教堂的发展来自英国传教士晏氏（Miss Lucy Eyre）于1898年创立的晏氏栖留院（The Eyre Diocesan Refuge for Destitute Woman）。栖留院的设立旨在拯救当时社会中的妓女、蓄婢、妾侍等贫困无助的妇女，给她们教育、医治、听福音及重过新生活的机会。当年的大坑乃是远离维多利亚城的渔村，最近的圣公会教堂已是位于般含道的圣士提反堂。其后，第五任维多利亚主教伦义华主教（Bishop Gerard Heath Lander, 1861-1934）十分支持这所栖留院，并会租用当年仍是刚投入服务的电车带领栖留院妇女一同前往圣士提反堂参与主日崇拜。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来到栖留院，并且铜锣湾的发展和人口不断成长，加上公共交通仍旧不便，因此在该地区建立一所教堂变得十分必要。于1910年1月伦义华主教向政府请求在该区建立教堂并获得批准，政府于1911年8月以960元的价格将铜锣湾的地皮售予教区。初时教堂之设计只是一座四个开间长度的瓦顶单层楼房，建筑费连堂内设备耗资五千余元，当中的四千元由英国海外传道会拨捐。而教友主要是栖留院妇女及附近女教友等，故名圣马利亚堂，以相傚马利亚为妇女辈中的典范。

1918年一战结束后，该区及其附近人口增多，必士小姐（Miss A. M. Pitts）开办主日学，传道机会渐盛，教友日增。何明华主教（Bishop Ronald Owen Hall, 1895-1975）于1932年被任命为第七任香港圣公会主教，有见当时教友渐渐增多之故，于1933年委派李求恩牧师（Rev. Lee Kau Yan）为圣马利亚堂第一位驻堂牧师，专责堂务及至推进建堂工作，至组织筹建新堂委办。当时曾向政府申请礼顿道保良局傍的连道地皮，但政府只批准给予教堂原址一幅较大的地皮重建新堂，于1936年兴工，9月12日举行动土礼，12月19日举行奠基礼。在现时教堂副堂正门左侧的奠基石内，藏有一铁箱摆放了圣马利亚堂历史、筹备建筑议案、动土相片及1936年9月12日秩序表、是日中西报（华侨日报、南华早报）、本港银币（五仙、毛子、大洋各一枚）、圣马利亚堂二十五周年感恩典礼中西秩序礼文、奠基秩序表等珍贵资料。新堂建筑期历时十五个月之久，于1937年12月23日由何明华、莫寿增两位会督主持开幕大典。新修建不足一年的副堂，便曾特许借予由夏之秋先生成立及当指挥的武汉男女合唱团，用作练习及住宿两个多月之用，他们1938年9月来港宣传抗日，更曾于在港期间创作抗战歌曲，演出后再往新加坡去公演。

从收留无依无靠的华人妇女开始，到修建成现今我们看到中西融合的巍峨建构，新堂的特色设计内里大有文章。时藉当年中国教会力倡本色化，又在何明华主教推动下，新堂采用称为「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或「中国文艺复兴」的建筑风格，现今的道风山基督教丛林也是属于这种糅合中西文化特色的宗教建筑。别树一帜的圣马利亚堂，设计上的中国元素是建筑师周耀年及李礼芝到北京参观仿傚宫殿式设计之念，建筑费尤为昂贵。红砖绿瓦的外观布局上有多层斗拱和琉璃瓦顶的牌楼式山墙、堂顶上的莲花金顶及其两边的龙形正吻，带出宫庭的气势。大门前石阶和两旁石雕栏杆，充满中国特色。呈长方形的礼拜堂却属典型西方教堂设计，坐东向西，日出阳光便照进教堂，末端位置安放圣坛，亦有彩绘玻璃窗，跟古代教会大礼堂的蓝本一样。四周的设计又加上中国吉祥图案，如莲花，鲤鱼，卷云和竹子之类，无论在墙、柱或长椅旁上，都装饰了云头、云锦的中式图案，仿如置身于云中。中殿的北面设有莲花座讲道台，彫刻了一层云形图案围绕其底部。每当进入教堂直望是从古代景教十架演变而来的十字架图案，以下置有一张巨大的案桌作圣坛，圣坛上除了有百合花、圣经、十架、小麦、圣杯等彫刻外，还有富中国特色的图案如鲤鱼、莲花、水波与江牙、飞鸟与小瓶等。教堂内外的设计心思，都尝试运用中国文化之特色，让华人能在中国教会里敬拜，表现中西文化融合并存，突显基督教的普世性，并非只属于某一个民族。昔日传教士的承担，努力摸索融入华人社会文化的毅力，才有这崭新且富中国色彩的圣马利亚堂，此教堂更于2009年被古物古迹办事处列作「一级历史建筑物」。

资料来源:

[1]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History of the Province”. From website: http://www.hkskh.org/content.aspx?id=12

[2]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Diocese of Hong Kong Island. “The Concise History of the Diocese of Hong Kong Island”. From website: http://dhk.hkskh.org/history.aspx

[3] 黄棣才. 图说香港历史建筑 1920-1945. 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2015), p.96-97.

[4] 香港圣公会圣马利亚堂.“本堂历史”. 摘自网页: http://dhk.hkskh.org/stmary/aboutus.aspx?id=25

[5] Philip L. WICKERI, Ruiwen CHEN. “Contextualization and the Chinese Anglican Parish: A Case Study of St. Mary’s Church, Hong Kong (1912–41)”. Christian Encounters with Chinese Culture: Essays on Anglican and Episcopal History in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35–151.

[6] 林永铿, 郭文昭, 梁金培.“堂史〔创堂至1972年〕”. 圣马利亚堂六十周年堂庆特刊. 1972年9月1日.

[7] 香港圣公会圣马利亚堂.“苏华先生 (1893-1958) – 圣马利亚堂第一代教友及侍奉者”. 摘自网页: http://100.stmarychurch.org.hk/worker_article.aspx?lang=2&id=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