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印务总局

此足迹位置是荷李活道29号（已拆卸的中华印务总局）

1843年（即香港开埠翌年），由伦敦传道会传教士马礼逊牧师（Rev. Robert Morrison）成立的英华书院从马六甲迁校来港，并将先进的西式印刷设备一并带来香港。此举使西式活字印刷，取代华人沿用多年的传统木刻印刷，成为其后东方印刷业界的主流技术，为华人出版，以至报业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革。藉着本地印刷，书刊流通量增加，促进了晚清时期维新运动的思维传播，加上这片殖民地，乃中西交化汇聚的好土壤，香港便肩负起启发及推动维新的关键角色，引领中国从传统知识，攀上现代化的阶梯，并在各种体制上寻求划时代的改革。

当年英华书院除了办学及培育华人传道人才以外，亦兼顾出版基督教刊物等工作。来港后，书院更是伦敦传道会在香港的布道站，当时担任院长的是理雅各牧师（Rev. James Legge, 1815-1897）。至1862年，因地价上涨，出售了书院及布道站土地，所得的部份款项，拨作兴建印刷所的费用，选址在鸭巴甸街22号新房舍。当时书院已停止办学，但出版刊物及中文圣经的工作一直维持至1873年，才将印刷机器及铸造活字的器材，全数售与由华人筹组的中华印务总局（The Chinese Printing Company）。中华印务总局设于荷李活道29号，延续发展由书院所引进的西方印刷技术，正式由华人拥有一种崭新而有效的知识传播方法。

英华书院是中国铸造西式中文活字的首间印刷所，由多名传教士集体监督管理，书院的主任拥有印刷及铸字的专业技能，后来训练华人承接。书院的收入有四个来源，包括：伦敦传道会的拨款、出售大小活字及出版刊物、替英国圣经公会和小册会印刷传教小册和圣经、以及代印书刊。这些书刊，包括马礼逊教育协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出版的月刊《遐迩贯珍》。而出售活字的业务，后来成为书院的主要收入来源。

伦敦传道会曾批评英华不如位于上海的墨海书馆，并计划将其出版事工全部迁移去正值盛期的墨海书馆，让传教士直接专心传教事工；但被传教士及新接任的华人执行主任的共同努力所扭转。理雅各牧师多次表明铸造活字完工后，出售的利润将相当丰厚，单是当中的小活字已足够书院全年费用，结果由1853年起每年盈余数百，对比布道站为日间及寄宿学校投放的全年合计开支为一千元左右而言，出售活字盈利可观，而且其后逐步增至一、二千元，足以支付布道站的支出。1853年开始，黄胜接任英华印刷部及铸字部主任，期间负责监督的传教士先后有湛约翰（John Chalmers）、理雅各、滕纳（Frederick Turner）、欧德理（Ernst Johann Eitel）等。

黄胜就读由美国传教士布朗（Dr. Samuel Robbins Brown）于澳门所创办的马礼逊学堂，1842年随学堂迁来香港摩利臣山，后来在1847年1月跟随布朗夫妇前往美国留学，并加入当地的公理会教会，可惜因病未有接受西方大学教育，于1848年秋返回香港。回港后，他曾担任西报的印刷厂工作及法院的翻译，之后才受聘于英华书院。湛约翰牧师盛赞他是勤奋优越，是华人中难觅的人才。在他掌管印刷及铸字部首年，已比过去任何一年完成的工作都多。在湛牧师的眼中，除他本身的日常工作以外，连监督业务也可全盘交托给他。传教士对他的信任态度实属难得，有些华人信徒，即使浸淫在基督教环境多年，也经常在生活实践各方面令传教士失望。例如，跟随理雅各牧师的青年信徒当中，有些会使牧师担心他们不规矩和散漫，不得不由传教士积极监督。而黄胜得到传教士器重，有助印刷厂的管理及经营，最终，英华的印刷出版事工被伦敦传道会誉为有效率及有价值的资产，这无疑是传教士竭力于全人关顾所结出的果子。

伦敦传道会于1872年提议布道站以有利价格卖掉英华书院，欧德理及理雅各以一万墨西哥银元为报价，出售印刷与铸字机具、字范与字模、以及铸成的活字，条件之一为每主日均不可工作。于1873年2月与由华人新筹组的中华印务总局达成买卖协议，接管书院所有机具、存货及生意，总局亦按协议条件，接收全部书院雇用的学徒、刻字工、字模铸字工、压印工、装订工及排版工等，让书院的出色工匠们可以继续为活字印刷事业，作出贡献。从此正式将西方活字印刷设备与技术本土化，而洞悉这机遇的，正是中华印务总局其中一位合资人──秀才王韬；他能有此独特的触觉，全因他曾饱受中西文化的冲击。

王韬生于1828年，来自江苏苏州，于道光二十五年（即1845年）当上秀才，精通四书五经，其父为乡村塾师，祖宗原籍明朝的名士巨族。五口通商后，上海迅速发展，王父迁至上海设馆授徒。王韬1848年前往上海探望父亲，并认识了创立墨海书馆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Dr.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麦都思是带着西方印刷技术，受伦敦传道会差遣来华宣教的；在上海负责印刷工场，他非常欣赏王韬这江南才子的文才，让王韬参观了出版社墨海书馆，启发了王韬日后创办印刷厂的念头。

1849年王韬正式接受麦都思之邀聘，于墨海书馆担任编校的工作，协助翻译圣经新旧约全书的中文版。在书馆工作共13年，与多名传教士共事，包括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 1815-1863）、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等等，合作翻译一系列西方科技书刊。1862年，王韬向太平天国进言上书，劝谕太平军应集中于湘军的战事，而不要强攻摧残上海；陈明西方列强并非威胁，应当维持通商环境不变。结果清廷下令通缉他，幸得传教士相助逃离上海，展开流亡香港廿多年之旅。在港的理雅各牧师敬佩王韬通晓中国典籍，及协助汉译圣经，待王韬从沪抵港后，供应食宿，并聘其辅助翻译多部中国经典，彼此因而建立深厚友情。

理雅各认为有王韬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以至他1867年回苏格兰时也邀请王韬西行游历，并继续翻译工作。1870年，王韬欧游后回港，其后集资购买英华书院印刷设备，1874年创刊了第一份由华人自资自办的华文报纸《循环日报》，且担任该报主笔。然而欧洲之行确实改变了他对香港的看法，他初来港之际，发觉香港华人不论在言炎、社交举止、学习态度、道德价值、生活目标和所吃的食物皆是怪异。认为香港已由英政府统治，如他这样的学者，并没有像在中国般得到重视，相反商家却是社会的领导者，更甚的是，他们受教育是用于新的目的。其后他渐渐学懂了欣赏，和适应其中的一些事物，从各式各样奇怪的现像中，扩阔了视野，看见西方文明的先进一面。他是典型中国学者逃难来港的写照，先是被迫离乡南来，初期视英属香港为中国所遗弃的土地，文化劣质奇异，困惑于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后来跨越了文化障碍，懂得善用这片开放的空间，发表唤醒国人救国的评论。他之所以能够发挥香港特殊文化的影响力，实在有赖传教士积极建立起友善的跨文化平台而至。

资料来源:

[1] 苏精. 铸以代刻: 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 台大出版中心. (2014), p.229-305.

[2] 卓南生.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1815-1874. 正中书局. (1998), p.216.

[3] 李亚丁, “布朗”, 世华中国研究中心, 摘自网页: http://bdcconline.net/zh-hant/stories/bu-lang

[4] 赵雨乐. 近代南来文人的香港印象与国族意识.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6), p.9-27.

[5] 李家园. 香港报业杂谈.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9), p.19-28.

[6] Ming Chen. A History of the Press in Hong Kong (1841-1911). White Song, Incorporated. (2005).

[7] Elizabeth Sinn. “Wang Tao in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Other””. Meeting Place: Encounters across Cultures in Hong Kong, 1841–1984.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22.

[8] 王宏志. “南来文化人：「王韬模式」”. 百年中国与世界 No. 91 (2005), p. 6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