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理臣山

此足迹位置是摩利臣山爱群道7号 – 已拆卸的马礼逊学堂

现今摩理臣山游泳池的位置原本确是一座小山，山名（Morrison Hill）来自首位前来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牧师（Rev.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1921年的湾仔填海工程使用山上的土石填海，小山丘顿成石矿场，山上的建筑物被完全拆毁。摩理臣山被夷平前，马礼逊教育协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于此作为其会址，之后曾租借给德国巴陵会作婴堂，收容孤苦无依的女童，至物业出售后被军部使用。

马礼逊教育协会在这小山丘上，先后于1842年建立学校及于1843年兴建医院。学校是中国第一所西式学堂，取名马礼逊学堂（Morrison Memorial School）纪念马礼逊对基督教传至中国的重要贡献。位于山顶东面俯瞰维多利亚港的学堂，与位于山顶西面的协会两座建筑都是拱券游廊式的设计，拥有相同风格的代表性建筑有圣约翰座堂、圣保罗书院、中央书院等。而学堂源自澳门，由耶鲁大学毕业的布朗博士（Dr. Samuel Robbins Brown, 1810-1880）于1839年创办，并于3年后在香港割让给英国时迁移到香港。学堂的学生须在学习中文的同时，并以读写英文为媒介学习西方知识，也包括圣经及基督教书籍等。当时的学堂已拥有一个小型图书馆，藏书四千多册，中文与英文的书籍均有。

出生于美国康湼狄格州的布朗于1838年按立为牧师，同年受美国公理会差会差遣先前往澳门创办马礼逊学堂并成为首任校长，成为第一位以教师身份前来中国的美国人，后转移至香港。他获耶鲁大学校长的推荐及高度评价为高尚和出类拔萃。学识渊博的他也是一位虔诚并对宣教有热情的基督徒，致力为他的学生们营造基督教氛围，让他们过一个基督教家庭的生活与他们住在其家中，视他们如同己出，一起参与早祷及晚祷。

基于布朗在华对中国传统私塾的考察，他发现传统教学过于守旧，学生未能全面发展。他主张一方面要强化汉语基础教学，还要积极用英语授课及学习西方文化。学堂开设有英语及用英文讲授的天文、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化学、音乐、作文等课程，皆是核心教学内容，将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纳入教学范围，同时也有基督教课程，鼓励学生参加基督教活动。

布朗后因妻子在港久病不愈而申请休假回美国养病，于1847 年带同容闳、黄胜和黄宽，一起到美国升学，成为中国最早的海外留学生，揭开了中国对推动学生前往海外留学新的一页。容闳和黄宽完成中学课程后均能继续入读大学，容闳成为耶鲁大学第一位华人学生，学成归来推动留学教育计划为中国培育国家栋梁；黄宽则考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成为毕业生中的第一位中国人，又将先进的西方医学引进东方；黄胜虽因病返港，但他回来后在香港教会和社会十分活跃，跟随理雅各牧师办报、翻译、教学、进行公益活动等，是提倡洋务事业及近代中文报业的先驱。而布朗在妻子治病期间继续于纽约从事教育工作，其后于日本兴办西学至1879年。

唯马礼逊学堂于1849 年，因港府教育政策改变及经费缺乏下而关闭，其学生转读圣保罗书院和英华书院。虽然学堂已经停办多时，但却早已培养了一批具有放眼世界的人才，包括重要的近代发展思想家、传媒工作的先驱、西医、商人、政治家等，对晚清时期在粤澳港乃至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作出重大贡献，更有一些是晚清社会改革与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知名人物，包括被誉为「中国民族保险业之父」的唐廷枢，他在学堂毕业后踏足商界成著名买办，也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

摩理臣山上另一项服务是结合医疗与基督教信仰传播，提倡以医药传教的观念，是由「中国医药传道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for China）于1843年兴建的一所基督教医院，该院于同年6月开诊，属医药传道会在港的工作。中国医药传道会由郭雷枢医生（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于1838年在广州创办，当时的副会长还有伯驾医生（Peter Parker）及裨治文牧师（Elijah Coleman Bridgman）等多名宣教士，主张宣教医生是宣教中不可划缺的一员，唤起西方教会及医疗人员认识医药宣教的重要性，同时协助在中国发展先进的西方医学，促进中国医疗界的现代化。

当时位于摩理臣山的医药传道会医院（Medical Missionary Hospital）由合信医生（Benjamin Hobson, 1816-1873）负责主理，他出生于英国，毕业于伦敦大学医学院，1839年受伦敦传道会的差遣前往中国，一直在澳门服侍直到1843年，转到香港负责这座新的宣教医院。医院开诊后吸引了比预期更多的患者，这样使他需要严重依赖本地华人的协助。在这需求的发展下，引发他开始考虑对华人进行系统性的西方医学培训，其他医学传教士也甚为认同。他期望医药传道会会员及传道会医院的医护团队可以一起成为教学培训队的核心，但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开办这所医学培训学校，该项目因而未能实现。

而合信在写作医学书籍上成就非凡，包括中文著作介绍人体生理学和解剖学的《全体新论》，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博物新编》，加上《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在晚清被合编为《合信医书五种》。他的中文医学书籍，不单在中国广泛流传，引起中医学作出巨大回响，而且传至日本及韩国等地，更被翻译为日文及韩文。

1845年，合信因其妻子体弱返回英国养病，但其妻于回途中病逝。于1847年与伦敦传道会的获加医生（Hugh Walker）和何斯柏医生（Henri J. Horschberg）一起前来香港继续医药传教。医药传道会医院则由何斯柏医生主理，至1853年调任厦门服务，医药传道会医院亦告停办。合信的服侍启发了各地医院和大学医学院医疗传道的必要性，鼓励了拥有专业的医疗体系各员到中国从事医疗宣教的服侍，使自己成为给别人祝福的管道。

资料来源:

[1] 黄棣才. 图说香港历史建筑 1841-1896. 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2012), p.2-3.

[2] 李亚丁, “布朗”, 世华中国研究中心, 摘自网页: http://bdcconline.net/zh-hant/stories/bu-lang

[3] 浩然, “那打素医院始创是一间诊所”, 基督教周报, 2007年4月15日, 摘自网页: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07/ta14345.htm

[4] Faith CS Ho. “The beginning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125 years ago…its unique features in comparison with similar efforts in China”. Hong Kong Medical Journal 18,6 (2012), p. 544–550.

[5] Christoffer H. Grundmann. “Benjamin Hobso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From website: http://bdcconline.net/en/stories/hobson-benjamin

[6] 陈万成, 罗婉薇, 邝咏衡. “晚清西医学的译述：以《西医略论》、《妇婴新说》两个稿本为例”.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No. 56 (2013), p. 243–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