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足迹位置是西营盘西边街36号 – 旧赞育产科医院
1900年时代的香港，妇女生育带来很多问题。由于接生的知识落后，经常出现可怕的故事。当时绝大多数妇女都是在家里临盘的，由其他妇女亲属助产，或者请稳婆来接生。这些接生婆其实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只凭一己的经验或上一辈的传授。不晓得怎样消毒处理，母和子都有很大机会受细菌感染而死亡。当时的社会风气，对西方医术怀疑，更不能接受男医生做为妇女接生。
生产后如果有死婴，就随便弃置于山边，威胁居民卫生环境，尤其是疫症流行的时期，更令人担心造成鼠患及病菌散播的危险。不论从人道或卫生的立场，改善婴儿安全出生，是政府必须正视的问题。
政府在1897年在山顶白加道开设了公营的域多利医院（现已成为法定古迹），不论贫富地为妇孺提供服务，但实际上，该院坐落在高尚地区，离开民居甚远，普罗大众都不会去。当时还有雅丽氏医院，但病床不敷应付，院内挤逼的情况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因此，医院委员会看到有需要增加医疗设施来应付产妇的需要。
热心社会公益的基督徒何启爵士亲自启动筹款，希望兴建一间妇产医院，由女医生来负责营运。伦敦传道会旗下也有女医生派驻厦门、北京、汉口主持妇科医院，当时这些女西医都要自筹费用的，女性医疗宣教士的待遇是逊色于男医生的，便构成招募女西医来港的阻碍。后来香港的捐助者承诺负担新聘任的女西医的薪酬，不过附加一个条件，如果捐助者家庭中的妇女需要妇产服务，这位女西医要到他们的家里应诊。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就算是上流社会中一些较有见识的妇女，都较难接受去医院生产。但此举的确平衡了捐助者和受众之间的利益。
于是1903年聘请了西比医生到任，主理雅丽氏产科医院。她的父亲是位宣教士，曾经在马达加斯加和印度服侍，西比医生有两个姊妹也是宣教士，服侍其他地区。西比医生在英国考获医学及外科资历，更在妇科及产科上接受过专门的训练。聘任时要求她学习粤语，以致能够同本地的妇女和儿童沟通。不过，虽然她有全科的医疗资格，但负责的医疗范围，只限于妇女及儿童；而且作为一位女性的医生，她所执行的医疗服务要接受一位男医生的督导。这些限制性的条件，使她工作得很不愉快，一方面她能发挥的范围受到局限、另一方面反映男女医生不平等的待遇。总的来说，西比医生面对的环境毫不容易。首先，当时的社会风气，西医在普罗大众心目中未被普遍接纳，她负责的服务必须做得出色，才使西医妇产医疗渐渐被大众认受；其次，女性医生在差会及医院内均受到一定的歧视，而身处华人文化之中，女性作出的指导也视为不及男性权威；再者，大部分妇女都不愿意来医院生产。可以想象她面对的挑战很不简单。
但西比医生却很积极服侍港人，从几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她不单行医，还能操流利的广东话，经常去探访妇女，教她们唱诗歌，以福音启导人，医治人的身体和灵性。在这方方面，西比医生比督导她的男医生叶纯更加优越，因为他未能与本地华人沟通，只能专注做医疗和发展的事务。
西比医生致力训练本地的助产士，把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传授给本地华人妇女。她首先培训那打素医院的合格护士，后来又接纳其他政府医院推荐来的护士。这样，除了在医院内接生，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助产士出勤去到产妇的家里服务。克服在文化上未能接受去医院生产的困难，取缔了稳婆的角色，保障了母婴的安全。结果出诊去接生的个案远比来医院生产的为多。而且这些助产士更跟进婴儿出生后的情况，在第一年监督这些婴孩的成长，并给予母亲养育孩子的相关建议。
她的制定的培训课程是严格的，表现良好的护士才能被推荐继续接受产科医院里的助产训练。六年之间，接受服务的人数增长迅速，1905年全年接受分娩服务的只有69人，6年后增加到一年里有2099人。后来殖民政府在1910年正式成立了助产局，也通过了《助产士条例》，明确禁止未受训的助产士为盈利而帮他人接生。
虽然西比医生五年期约满之后便离任雅丽氏产科医院，返回英国一年。但她没有放弃服侍华人，回港后继续执业。及后她更与香港医学界人士促成兴办另一所妇产医院。赞育医院由华人公共诊所委员会主席曹善允支持兴建，医院在女西医西比的指导下，训练合资格的华人护士和助产士，更推动妇产科检查，让华人明白妇产健康的重要性。1934年，赞育医院转为政府医院，这反映港府对妇产科的重视。
资料来源:
[1]Anne WM Chow, “Metamorphosis of Hong Kong Midwifery”, Hong Kong Journal of Gynecology, Obstetrics and Midwifery, 2000; 1:72-80.
[2] USC Digital Library, International Mission Photography Archive (IMPA) (http://digitallibrary.usc.edu/cdm/ref/collection/p15799coll123/id/48020)
[3] Janet George, “The Lady Doctor’s ‘Warm Welcome’: Dr. Alice Sibree and the Early Years of Hong Kong Maternity Service 1903-1909”,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3 (1993), P. 93.
[4] 姜锺赫，“东亚「病妇」：清末西医产科在广州和香港的发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7期，2020年，37-94.
[5] 卢亦瑜，香港历史系列：教学及活动资源套，（香港：香港长春社，2015），P. 51.
[6] 罗婉娴，香港西医发展史（1942-1990），（香港：中华书局，2018），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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