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接受倫敦傳道會的差派,首先赴往馬六甲海峽殖民地,在那裡他受命接管由馬禮遜、米憐創辦的英華書院,後來隨著書院搬遷而來到香港。他對傳福音的熱情,可以在他晚期的著作看出。他回顧四十餘年的傳教士生涯,為能夠獻上他所有的力量,滿載安慰和滿足感。來到人生的餘輝期,無怨無悔,感恩上主把他從自己的家園中呼喚出來,帶領他投身傳教。他的傳教精力主要集中在兩方面:
第一:他積極培養華人,他認為偉大的傳教工作,最終是要交給中國人向自己的同胞去完成。
第二:他努力向人闡明中國人思想的博大精深,揭示中國人的道德、社會、政治、和文明傳統。於是,中國人和西方人同時是他服侍的對象。對中國人,他先吸收了儒家思想,促進彼此交流,好把聖經裡的道介紹給他們。對於西方世界,理雅各嘗試讓他們正確地判斷中國的文化和宗教觀,好讓來華的西方人士,更有效地幫助中國人。
曾經與理雅各並肩做翻譯工作的一位傳教士漢學家湛約翰(John Chalmers),形容理雅各鑽入中國古代經典,發掘亞洲人的內心世界,從而打開通往中國人思想的大門。他在這項服侍當中,發現上帝在這民族留下聖潔的痕跡。因為在中國的經典中反映出,這個民族的老祖先是「知道上帝的」。打破了一般傳教士的誤解,他們以為中國人不知道上帝的存在。
一直在理雅各身邊目睹著他辛勞工作的女兒理海倫(Helen Edith Legge),認同她的父親,如何對中國人抱有深厚的尊重,認為這民族有崇高的氣節 ——亞述、波斯、希臘、羅馬,以及其他一些更現代的帝國,他們的教化一度興起,過後便衰落了。但是,中華帝國經過歷史的磨煉,依然聳立,一定有某種最偉大的德性和力量存在其中。
理雅各認為,傳教士要有效地傳播福音,就必須除去傲慢,完全掌握中國人的古典典籍。因此,他努力把所有儒家經典都翻譯出版,並且附以註解,藉此幫助未來的傳教發展。
從1843到1873年,理雅各最能發揮他的貢獻,這寶貴的三十年,他都是在香港度過。期間,理雅各及香港第一位華人牧師何福堂設立了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創辦宗旨是以辦學為傳福音的基礎。
他在許多方面,為本地人建立香港發展的基礎,包括教育、報業、戒煙、戒賭、賑災、救難等公益事業,貢獻有目共睹。除建立教會、寫書、翻譯之外,理雅各也十分關注中國社會狀況。他曾聯合其他宣教士和商會人士,一千多人簽名,上書英國政府,要求取締賭場。
理雅各主持的英華書院引進了西式教育,設立實用化的課程和教材,脫去傳統私塾的模式,換上近代化的特色,有助於培養中國的專業人才。他與華人的結交,轉化他們,幫助他們在社會上作出改革,如黃勝、王韜、洪仁玕,以及何福堂父子等人,這些人受他的影響摒棄了惟我獨尊的天朝觀念和傳統儒學中的迂腐成分。
其中黃勝是香港第一代的傳媒工作者及政府定例局非官守議員。王韜協助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曾到英、法等西方國家實地考察。這些經歷促使他形成變法維新的思想,主張從人事、軍事、教育、法律等方面,改革舊有制度。經濟方面,黃勝鼓吹發展機器紡織等工商業,開採礦產,興築鐵路,發展輪船運輸業。而另一位理雅各的門生是洪仁玕,他成為香港巴色會第一位華人牧師。至於何福堂,原先到馬六甲入讀英華書院,並跟從理雅各學習神學。曾任英華書院教職,輔助理雅各在教堂事奉。後來英華書院遷到香港,何福堂隨之來港;繼續學習神學,並兼任教會傳道工作,最後被倫敦傳道會按立為牧師。何福堂的兒子何啟自小在香港接受教育,何福堂死後,何啟得到倫敦傳道會資助遠赴英國學醫,畢業後再學習法律,返港成為執業律師。這幾位早期香港的社會棟樑,都是得到理雅各啟發和栽培,成為社會發展的中流砥柱,為香港開創新里程。
資料來源:
[1] Lau Tze-yui, James Legge (1815-1897) and Chinese Culture: A Missiological Study in Scholarship Translation and Evangelization, PhD Dissertation in 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Non-Western World at the Faculty of Divinity, University off Edinburgh, 1994, P.107
[2] 段懷清,“對異邦文化的不同態度:理雅各與王韜”,中國文化研究所,百年中國與世界,第八十一期 2008年12月31日P.58-67
[3] 李亞丁,“理雅各”,摘自華典網站:http://bdcconline.net/zh-hant/stories/li-yage
[4] 王赓武,香港史新編上冊,增訂版,(香港:三聯書店,2017),P.569
[5] 摘自:“王韜思想與香港”,中國文化研究院網站:https://chiculture.org.hk/tc/photo-story/2115
[6] 王赓武,香港史新編上冊,增訂版,(香港:三聯書店,2017),P.865
[7] 王赓武,香港史新編上冊,增訂版,(香港:三聯書店,2017),P.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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