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理臣山

此足跡位置是摩利臣山愛群道7號 – 已拆卸的馬禮遜學堂

現今摩理臣山游泳池的位置原本確是一座小山，山名（Morrison Hill）來自首位前來中國的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牧師（Rev.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1921年的灣仔填海工程使用山上的土石填海，小山丘頓成石礦場，山上的建築物被完全拆毀。摩理臣山被夷平前，馬禮遜教育協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於此作為其會址，之後曾租借給德國巴陵會作嬰堂，收容孤苦無依的女童，至物業出售後被軍部使用。

馬禮遜教育協會在這小山丘上，先後於1842年建立學校及於1843年興建醫院。學校是中國第一所西式學堂，取名馬禮遜學堂（Morrison Memorial School）紀念馬禮遜對基督教傳至中國的重要貢獻。位於山頂東面俯瞰維多利亞港的學堂，與位於山頂西面的協會兩座建築都是拱券遊廊式的設計，擁有相同風格的代表性建築有聖約翰座堂、聖保羅書院、中央書院等。而學堂源自澳門，由耶魯大學畢業的布朗博士（Dr. Samuel Robbins Brown, 1810-1880）於1839年創辦，並於3年後在香港割讓給英國時遷移到香港。學堂的學生須在學習中文的同時，並以讀寫英文為媒介學習西方知識，也包括聖經及基督教書籍等。當時的學堂已擁有一個小型圖書館，藏書四千多冊，中文與英文的書籍均有。

出生於美國康湼狄格州的布朗於1838年按立為牧師，同年受美國公理會差會差遣先前往澳門創辦馬禮遜學堂並成為首任校長，成為第一位以教師身份前來中國的美國人，後轉移至香港。他獲耶魯大學校長的推薦及高度評價為高尚和出類拔萃。學識淵博的他也是一位虔誠並對宣教有熱情的基督徒，致力為他的學生們營造基督教氛圍，讓他們過一個基督教家庭的生活與他們住在其家中，視他們如同己出，一起參與早禱及晚禱。

基於布朗在華對中國傳統私塾的考察，他發現傳統教學過於守舊，學生未能全面發展。他主張一方面要強化漢語基礎教學，還要積極用英語授課及學習西方文化。學堂開設有英語及用英文講授的天文、地理、歷史、算術、代數、幾何、初等機械學、生理學、化學、音樂、作文等課程，皆是核心教學內容，將近代西方科學知識納入教學範圍，同時也有基督教課程，鼓勵學生參加基督教活動。

布朗後因妻子在港久病不愈而申請休假回美國養病，於1847 年帶同容閎、黃勝和黃寬，一起到美國升學，成為中國最早的海外留學生，揭開了中國對推動學生前往海外留學新的一頁。容閎和黃寬完成中學課程後均能繼續入讀大學，容閎成為耶魯大學第一位華人學生，學成歸來推動留學教育計劃為中國培育國家棟樑；黃寬則考入蘇格蘭愛丁堡大學醫學院，成為畢業生中的第一位中國人，又將先進的西方醫學引進東方；黃勝雖因病返港，但他回來後在香港教會和社會十分活躍，跟隨理雅各牧師辦報、翻譯、教學、進行公益活動等，是提倡洋務事業及近代中文報業的先驅。而布朗在妻子治病期間繼續於紐約從事教育工作，其後於日本興辦西學至1879年。

唯馬禮遜學堂於1849 年，因港府教育政策改變及經費缺乏下而關閉，其學生轉讀聖保羅書院和英華書院。雖然學堂已經停辦多時，但卻早已培養了一批具有放眼世界的人才，包括重要的近代發展思想家、傳媒工作的先驅、西醫、商人、政治家等，對晚清時期在粵澳港乃至全中國傳播西方文化，作出重大貢獻，更有一些是晚清社會改革與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知名人物，包括被譽為「中國民族保險業之父」的唐廷樞，他在學堂畢業後踏足商界成著名買辦，也是晚清洋務運動的重要人物。

摩理臣山上另一項服務是結合醫療與基督教信仰傳播，提倡以醫藥傳教的觀念，是由「中國醫藥傳道會」（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for China）於1843年興建的一所基督教醫院，該院於同年6月開診，屬醫藥傳道會在港的工作。中國醫藥傳道會由郭雷樞醫生（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於1838年在廣州創辦，當時的副會長還有伯駕醫生（Peter Parker）及裨治文牧師（Elijah Coleman Bridgman）等多名宣教士，主張宣教醫生是宣教中不可劃缺的一員，喚起西方教會及醫療人員認識醫藥宣教的重要性，同時協助在中國發展先進的西方醫學，促進中國醫療界的現代化。

當時位於摩理臣山的醫藥傳道會醫院（Medical Missionary Hospital）由合信醫生（Benjamin Hobson, 1816-1873）負責主理，他出生於英國，畢業於倫敦大學醫學院，1839年受倫敦傳道會的差遣前往中國，一直在澳門服侍直到1843年，轉到香港負責這座新的宣教醫院。醫院開診後吸引了比預期更多的患者，這樣使他需要嚴重依賴本地華人的協助。在這需求的發展下，引發他開始考慮對華人進行系統性的西方醫學培訓，其他醫學傳教士也甚為認同。他期望醫藥傳道會會員及傳道會醫院的醫護團隊可以一起成為教學培訓隊的核心，但無法籌集到足夠的資金來開辦這所醫學培訓學校，該項目因而未能實現。

而合信在寫作醫學書籍上成就非凡，包括中文著作介紹人體生理學和解剖學的《全體新論》，介紹西方自然科學知識的《博物新編》，加上《西醫略論》、《婦嬰新說》、《內科新說》，在晚清被合編為《合信醫書五種》。他的中文醫學書籍，不單在中國廣泛流傳，引起中醫學作出巨大回響，而且傳至日本及韓國等地，更被翻譯為日文及韓文。

1845年，合信因其妻子體弱返回英國養病，但其妻於回途中病逝。於1847年與倫敦傳道會的獲加醫生（Hugh Walker）和何斯柏醫生（Henri J. Horschberg）一起前來香港繼續醫藥傳教。醫藥傳道會醫院則由何斯柏醫生主理，至1853年調任廈門服務，醫藥傳道會醫院亦告停辦。合信的服侍啟發了各地醫院和大學醫學院醫療傳道的必要性，鼓勵了擁有專業的醫療體系各員到中國從事醫療宣教的服侍，使自己成為給別人祝福的管道。

資料來源:

[1] 黃棣才. 圖說香港歷史建築 1841-1896.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012), p.2-3.

[2] 李亞丁, “布朗”, 世華中國研究中心, 摘自網頁: http://bdcconline.net/zh-hant/stories/bu-lang

[3] 浩然, “那打素醫院始創是一間診所”, 基督教週報, 2007年4月15日, 摘自網頁: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07/ta14345.htm

[4] Faith CS Ho. “The beginning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125 years ago…its unique features in comparison with similar efforts in China”. Hong Kong Medical Journal 18,6 (2012), p. 544–550.

[5] Christoffer H. Grundmann. “Benjamin Hobso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From website: http://bdcconline.net/en/stories/hobson-benjamin

[6] 陳萬成, 羅婉薇, 鄺詠衡. “晚清西醫學的譯述：以《西醫略論》、《婦嬰新說》兩個稿本為例”.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No. 56 (2013), p. 243–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