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比醫生

1900年時代的香港，婦女生育帶來很多問題。由於接生的知識落後，經常出現可怕的故事。當時絕大多數婦女都是在家裡臨盤的，由其他婦女親屬助產，或者請穩婆來接生。這些接生婆其實沒有受過正規教育，只憑一己的經驗或上一輩的傳授。不曉得怎樣消毒處理，母和子都有很大機會受細菌感染而死亡。當時的社會風氣，對西方醫術懷疑，更不能接受男醫生做為婦女接生。

生產後如果有死嬰，就隨便棄置於山邊，威脅居民衛生環境，尤其是疫症流行的時期，更令人擔心造成鼠患及病菌散播的危險。不論從人道或衛生的立場，改善嬰兒安全出生，是政府必須正視的問題。

政府在1897年在山頂白加道開設了公營的域多利醫院（現已成為法定古蹟），不論貧富地為婦孺提供服務，但實際上，該院坐落在高尚地區，離開民居甚遠，普羅大眾都不會去。當時還有雅麗氏醫院，但病床不敷應付，院內擠逼的情況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因此，醫院委員會看到有需要增加醫療設施來應付產婦的需要。

熱心社會公益的基督徒何啟爵士親自啟動籌款，希望興建一間婦產醫院，由女醫生來負責營運。倫敦傳道會旗下也有女醫生派駐廈門、北京、漢口主持婦科醫院，當時這些女西醫都要自籌費用的，女性醫療宣教士的待遇是遜色於男醫生的，便構成招募女西醫來港的阻礙。後來香港的捐助者承諾負擔新聘任的女西醫的薪酬，不過附加一個條件，如果捐助者家庭中的婦女需要婦產服務，這位女西醫要到他們的家裡應診。由此可以看出，當時就算是上流社會中一些較有見識的婦女，都較難接受去醫院生產。但此舉的確平衡了捐助者和受眾之間的利益。

於是1903年聘請了西比醫生到任，主理雅麗氏產科醫院。她的父親是位宣教士，曾經在馬達加斯加和印度服侍，西比醫生有兩個姊妹也是宣教士，服侍其他地區。西比醫生在英國考獲醫學及外科資歷，更在婦科及產科上接受過專門的訓練。聘任時要求她學習粵語，以致能夠同本地的婦女和兒童溝通。不過，雖然她有全科的醫療資格，但負責的醫療範圍，只限於婦女及兒童；而且作為一位女性的醫生，她所執行的醫療服務要接受一位男醫生的督導。這些限制性的條件，使她工作得很不愉快，一方面她能發揮的範圍受到局限、另一方面反映男女醫生不平等的待遇。總的來說，西比醫生面對的環境毫不容易。首先，當時的社會風氣，西醫在普羅大眾心目中未被普遍接納，她負責的服務必須做得出色，才使西醫婦產醫療漸漸被大眾認受；其次，女性醫生在差會及醫院內均受到一定的歧視，而身處華人文化之中，女性作出的指導也視為不及男性權威；再者，大部分婦女都不願意來醫院生產。可以想像她面對的挑戰很不簡單。

但西比醫生卻很積極服侍港人，從幾方面可以看得出來。她不單行醫，還能操流利的廣東話，經常去探訪婦女，教她們唱詩歌，以福音啟導人，醫治人的身體和靈性。在這方方面，西比醫生比督導她的男醫生葉純更加優越，因為他未能與本地華人溝通，只能專注做醫療和發展的事務。

西比醫生致力訓練本地的助產士，把先進的知識和技術傳授給本地華人婦女。她首先培訓那打素醫院的合格護士，後來又接納其他政府醫院推薦來的護士。這樣，除了在醫院內接生，接受過專業培訓的助產士出勤去到產婦的家裡服務。克服在文化上未能接受去醫院生產的困難，取締了穩婆的角色，保障了母嬰的安全。結果出診去接生的個案遠比來醫院生產的為多。而且這些助產士更跟進嬰兒出生後的情況，在第一年監督這些嬰孩的成長，並給予母親養育孩子的相關建議。

她的制定的培訓課程是嚴格的，表現良好的護士才能被推薦繼續接受產科醫院裡的助產訓練。六年之間，接受服務的人數增長迅速，1905年全年接受分娩服務的只有69人，6年後增加到一年裡有2099人。後來殖民政府在1910年正式成立了助產局，也通過了《助產士條例》，明確禁止未受訓的助產士為盈利而幫他人接生。

雖然西比醫生五年期約滿之後便離任雅麗氏產科醫院，返回英國一年。但她沒有放棄服侍華人，回港後繼續執業。及後她更與香港醫學界人士促成興辦另一所婦產醫院。贊育醫院由華人公共診所委員會主席曹善允支持興建，醫院在女西醫西比的指導下，訓練合資格的華人護士和助產士，更推動婦產科檢查，讓華人明白婦產健康的重要性。1934年，贊育醫院轉為政府醫院，這反映港府對婦產科的重視。

資料來源:

[1]Anne WM Chow, “Metamorphosis of Hong Kong Midwifery”, Hong Kong Journal of Gynecology, Obstetrics and Midwifery, 2000; 1:72-80.

[2] USC Digital Library, International Mission Photography Archive (IMPA) (http://digitallibrary.usc.edu/cdm/ref/collection/p15799coll123/id/48020)

[3] Janet George, “The Lady Doctor’s ‘Warm Welcome’: Dr. Alice Sibree and the Early Years of Hong Kong Maternity Service 1903-1909”,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3 (1993), P. 93.

[4] 姜鍾赫，“東亞「病婦」：清末西醫產科在廣州和香港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7期，2020年，37-94.

[5] 盧亦瑜，香港歷史系列：教學及活動資源套，（香港：香港長春社，2015），P. 51.

[6] 羅婉嫻，香港西醫發展史（1942-1990），（香港：中華書局，2018），P.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