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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即香港開埠翌年），由倫敦傳道會傳教士馬禮遜牧師（Rev. Robert Morrison）成立的英華書院從馬六甲遷校來港，並將先進的西式印刷設備一併帶來香港。此舉使西式活字印刷，取代華人沿用多年的傳統木刻印刷，成為其後東方印刷業界的主流技術，為華人出版，以至報業發展，帶來翻天覆地的變革。藉著本地印刷，書刊流通量增加，促進了晚清時期維新運動的思維傳播，加上這片殖民地，乃中西交化匯聚的好土壤，香港便肩負起啟發及推動維新的關鍵角色，引領中國從傳統知識，攀上現代化的階梯，並在各種體制上尋求劃時代的改革。

當年英華書院除了辦學及培育華人傳道人才以外，亦兼顧出版基督教刊物等工作。來港後，書院更是倫敦傳道會在香港的佈道站，當時擔任院長的是理雅各牧師（Rev. James Legge, 1815-1897）。至1862年，因地價上漲，出售了書院及佈道站土地，所得的部份款項，撥作興建印刷所的費用，選址在鴨巴甸街22號新房舍。當時書院已停止辦學，但出版刊物及中文聖經的工作一直維持至1873年，才將印刷機器及鑄造活字的器材，全數售與由華人籌組的中華印務總局（The Chinese Printing Company）。中華印務總局設於荷李活道29號，延續發展由書院所引進的西方印刷技術，正式由華人擁有一種嶄新而有效的知識傳播方法。

英華書院是中國鑄造西式中文活字的首間印刷所，由多名傳教士集體監督管理，書院的主任擁有印刷及鑄字的專業技能，後來訓練華人承接。書院的收入有四個來源，包括：倫敦傳道會的撥款、出售大小活字及出版刊物、替英國聖經公會和小冊會印刷傳教小冊和聖經、以及代印書刊。這些書刊，包括馬禮遜教育協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出版的月刊《遐邇貫珍》。而出售活字的業務，後來成為書院的主要收入來源。

倫敦傳道會曾批評英華不如位於上海的墨海書館，並計劃將其出版事工全部遷移去正值盛期的墨海書館，讓傳教士直接專心傳教事工；但被傳教士及新接任的華人執行主任的共同努力所扭轉。理雅各牧師多次表明鑄造活字完工後，出售的利潤將相當豐厚，單是當中的小活字已足夠書院全年費用，結果由1853年起每年盈餘數百，對比佈道站為日間及寄宿學校投放的全年合計開支為一千元左右而言，出售活字盈利可觀，而且其後逐步增至一、二千元，足以支付佈道站的支出。1853年開始，黃勝接任英華印刷部及鑄字部主任，期間負責監督的傳教士先後有湛約翰（John Chalmers）、理雅各、滕納（Frederick Turner）、歐德理（Ernst Johann Eitel）等。

黃勝就讀由美國傳教士布朗（Dr. Samuel Robbins Brown）於澳門所創辦的馬禮遜學堂，1842年隨學堂遷來香港摩利臣山，後來在1847年1月跟隨布朗夫婦前往美國留學，並加入當地的公理會教會，可惜因病未有接受西方大學教育，於1848年秋返回香港。回港後，他曾擔任西報的印刷廠工作及法院的翻譯，之後才受聘於英華書院。湛約翰牧師盛讚他是勤奮優越，是華人中難覓的人才。在他掌管印刷及鑄字部首年，已比過去任何一年完成的工作都多。在湛牧師的眼中，除他本身的日常工作以外，連監督業務也可全盤交託給他。傳教士對他的信任態度實屬難得，有些華人信徒，即使浸淫在基督教環境多年，也經常在生活實踐各方面令傳教士失望。例如，跟隨理雅各牧師的青年信徒當中，有些會使牧師擔心他們不規矩和散漫，不得不由傳教士積極監督。而黃勝得到傳教士器重，有助印刷廠的管理及經營，最終，英華的印刷出版事工被倫敦傳道會譽為有效率及有價值的資產，這無疑是傳教士竭力於全人關顧所結出的果子。

倫敦傳道會於1872年提議佈道站以有利價格賣掉英華書院，歐德理及理雅各以一萬墨西哥銀元為報價，出售印刷與鑄字機具、字範與字模、以及鑄成的活字，條件之一為每主日均不可工作。於1873年2月與由華人新籌組的中華印務總局達成買賣協議，接管書院所有機具、存貨及生意，總局亦按協議條件，接收全部書院雇用的學徒、刻字工、字模鑄字工、壓印工、裝訂工及排版工等，讓書院的出色工匠們可以繼續為活字印刷事業，作出貢獻。從此正式將西方活字印刷設備與技術本土化，而洞悉這機遇的，正是中華印務總局其中一位合資人──秀才王韜；他能有此獨特的觸覺，全因他曾飽受中西文化的衝擊。

王韜生於1828年，來自江蘇蘇州，於道光二十五年（即1845年）當上秀才，精通四書五經，其父為鄉村塾師，祖宗原籍明朝的名士巨族。五口通商後，上海迅速發展，王父遷至上海設館授徒。王韜1848年前往上海探望父親，並認識了創立墨海書館的英國傳教士麥都思（Dr.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麥都思是帶著西方印刷技術，受倫敦傳道會差遣來華宣教的；在上海負責印刷工場，他非常欣賞王韜這江南才子的文才，讓王韜參觀了出版社墨海書館，啟發了王韜日後創辦印刷廠的念頭。

1849年王韜正式接受麥都思之邀聘，於墨海書館擔任編校的工作，協助翻譯聖經新舊約全書的中文版。在書館工作共13年，與多名傳教士共事，包括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 1815-1863）、艾約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等等，合作翻譯一系列西方科技書刊。1862年，王韜向太平天國進言上書，勸諭太平軍應集中於湘軍的戰事，而不要強攻摧殘上海；陳明西方列強並非威脅，應當維持通商環境不變。結果清廷下令通緝他，幸得傳教士相助逃離上海，展開流亡香港廿多年之旅。在港的理雅各牧師敬佩王韜通曉中國典籍，及協助漢譯聖經，待王韜從滬抵港後，供應食宿，並聘其輔助翻譯多部中國經典，彼此因而建立深厚友情。

理雅各認為有王韜的幫助是不可或缺的，以至他1867年回蘇格蘭時也邀請王韜西行遊歷，並繼續翻譯工作。1870年，王韜歐遊後回港，其後集資購買英華書院印刷設備，1874年創刊了第一份由華人自資自辦的華文報紙《循環日報》，且擔任該報主筆。然而歐洲之行確實改變了他對香港的看法，他初來港之際，發覺香港華人不論在言炎、社交舉止、學習態度、道德價值、生活目標和所吃的食物皆是怪異。認為香港已由英政府統治，如他這樣的學者，並沒有像在中國般得到重視，相反商家卻是社會的領導者，更甚的是，他們受教育是用於新的目的。其後他漸漸學懂了欣賞，和適應其中的一些事物，從各式各樣奇怪的現像中，擴闊了視野，看見西方文明的先進一面。他是典型中國學者逃難來港的寫照，先是被迫離鄉南來，初期視英屬香港為中國所遺棄的土地，文化劣質奇異，困惑於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後來跨越了文化障礙，懂得善用這片開放的空間，發表喚醒國人救國的評論。他之所以能夠發揮香港特殊文化的影響力，實在有賴傳教士積極建立起友善的跨文化平台而至。

資料來源:

[1] 蘇精. 鑄以代刻: 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 臺大出版中心. (2014), p.229-305.

[2] 卓南生. 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 1815-1874. 正中書局. (1998), p.216.

[3] 李亞丁, “布朗”, 世華中國研究中心, 摘自網頁:  http://bdcconline.net/zh-hant/stories/bu-lang

[4] 趙雨樂. 近代南來文人的香港印象與國族意識.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6), p.9-27.

[5] 李家園. 香港報業雜談.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9), p.19-28.

[6] Ming Chen. A History of the Press in Hong Kong (1841-1911). White Song, Incorporated. (2005).

[7] Elizabeth Sinn. “Wang Tao in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Other””. Meeting Place: Encounters across Cultures in Hong Kong, 1841–1984.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22.

[8] 王宏志. “南來文化人：「王韜模式」”. 百年中國與世界 No. 91 (2005), p. 69–7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jE4Iqs3B7o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06/ta12663.htm

https://chiculture.org.hk/tc/photo-story/2115

http://thjcs.site.nthu.edu.tw/var/file/452/1452/img/2462/505003376.pdf

https://kknews.cc/zh-hk/culture/4xbggkx.html

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E9%A6%99%E6%B8%AF%E5%AD%97-%E9%91%84%E5%AD%97-%E6%B4%BB%E5%AD%97%E5%8D%B0%E5%88%B7-169188

https://shifiles.hk/posts/10126/%E9%A6%99%E6%B8%AF%E7%AC%AC%E4%B8%80%E4%BB%BD%E8%8F%AF%E4%BA%BA%E8%B3%87%E6%9C%AC-%E8%8F%AF%E4%BA%BA%E4%B8%BB%E7%90%86%E5%A0%B1%E7%B4%99%E2%80%94%E5%BE%AA%E7%92%B0%E6%97%A5%E5%A0%B1

https://commons.ln.edu.hk/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4&context=jchkhlp_exhib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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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先賢聖雲先

今天，在港九各天主教堂區內，有不少名為聖雲先會(Society of St. Vincent de Paul)的組織，這是一個信徒的服務團體。這個團體最早於1833年在巴黎創立，現今在全球各地都有分會，在香港，1863年成立第一個協會，繼而各堂區也成立協會，其後更成立中央分會(Central Council of Hong Kong)，以聯繫巴黎總會和各協會。這是法國巴黎奧撒南兄弟（Frederic Ozanam）看到法國小市民的需要，效法聖雲先(St. Vincent de Paul, 1580-1660)神父以愛心及謙遜態度，實踐基督信仰的精神，於1833年成立的。

1625年，當年聖雲先創立了被稱為「遣使會」(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的修會，參與的人除了要立願守貧窮、貞潔與服從外，還要立願恆久持守，願意長久地在偏遠與窮困的小村落中服務天國子民。其後，在路依芝(St. Louise de Marillac)女士的協助下，也創建了一個愛心的善會「仁愛女修會」(Daughters of Charity)，以病房為會院，堂區為教堂，街市為隱修之處，願意造福很多貧苦市民。

聖雲先會的成立

1833年，奧撒南就讀於巴黎大學法律系，眼見當時的社會風氣瀰漫著反對教會之聲，遂集合一班志同道合的同學，創立慈善團體，組織教友以愛心為窮人服務，見證自己的信仰，並以所景仰的先賢為名，稱聖雲先會。創立數月後，這種精神已推展至全法國；數年後，更擴展至歐洲各國家，再後至美洲各國。今日，聖雲先會已遍佈世界五大洲220多個國家，協會超過46,000，會員亦逾80萬。

香港聖雲先會的成立

在香港，十九世紀中期，有不少葡萄牙人居於灣仔，其中有些生活較為窮困。有見及此，1863年霍允尼神父倡導，一小群葡萄牙籍居民以及兩個英籍天主教徒在威靈頓街創立香港區會，照顧有需要的人。至於華人方面，根據1845年的官方統計，香港已有22,000多華人，大多是體力勞動者，以打石工人、僕人、小販等為主，多處於社會底層，居住環境也惡劣。所以不少修會在此從事扶弱、撫孤、醫療等社會服務。加以1850年，太平天國反清，不少華人舉家移居香港避難。到了1860年，香港總人口近10萬，華人佔9萬多，其中有士紳商賈，但更多是基層的勞動人口，所需的服務著實不少。

隨著香港環境的轉變，聖雲先會先後參與很多救助的服務。香港重光，中國政權易手，大批華人在港流離失所，聖雲先會本仁愛之精神，協助政府，與其他國際性福利機構，對與不幸者給予適當援助，又在九龍設寶血宿舍及聖德肋撒宿舍，安頓單身之老弱人士。這期間，聖雲先會在各區有很多服侍，發展很快，會員人數大為增加。

60年代，國內動盪，來本港的人口驟然增多，香港政府興建徙置區以安置居民。因為居住環境擠迫，父母親都需要上班，無暇照顧孩子，聖雲先會在樂富徙置區，開辦了一所天台兒童樂園，數年後，又在秀茂坪先後開辦了兩所托兒所，後因該區老化而關閉。二十年前，在觀塘開辦幼兒園，為今日的聖雲先幼兒學校的前身。除此之外，近年更回應香港人口老化問題，支援及關懷未能入住安老院舍的獨居長者。

聖雲先會的經費籌募，一般是靠信徒捐獻和舉辦賣物會。50年中期，香港天主教區成立明愛機構，服務貧苦大眾。聖雲先會將舉辦了多年的賣物會及彩票籌款活動交由明愛統辦，藉以支持明愛所需的龐大經費。

今日聖雲先會在香港

雖然，今日香港政府的福利事業已有所進步，但聖雲先會繼續招募信徒會員，仍在堂區成立協會，關懷及支持貧苦者。至2018年，共有31個堂區協會及一個青年協會，正式及附屬會員也逾600人。會員仍會探訪有需要的人，不分種族與信仰，懇切關懷，仍從事扶助貧童就學，贈醫施藥，助人解決生活或信仰的困難，鼓勵自立；也在物質幫助外，給予需要的人心靈慰藉，使其重拾自信。

可參：https://www.ssvp.org.hk/tc/content.php?type=1&id=4

http://www.theology.org.hk/Shalom/2000sep/sep_vinc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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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相信大家最熟悉的是利瑪竇、艾儒略、湯若望、南懷仁等這些耶穌會修士(The Jesuits)，在明清時期已來到中國，為中國的科技發展，貢獻了不少力量。在中國學者幫助下，耶穌會士翻譯、撰寫了許多有關天文、曆算、地理學、物理學及語言學的著作，促進中西文化交流。

耶穌會的成立與發展

耶穌會是一個男修會團體，在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發生以後而成立的，宗旨是向外拓展。1534年，出生於西班牙貴族之家的聖依納爵羅耀拉（St. Ignatius of Loyola），和他六位巴黎大學「在主內的朋友」，願意按福音精神，延續前往耶路撒冷的使命，以「愈顯主榮」(拉丁語：Ad Majorem Dei Gloriam)為格言，可惜未能成行。1540年，教宗保祿三世正式批准成立修會，依納爵被選為總會長，直到1556年65歲辭世。

修會成立後，發展很快，不但在歐洲各地推進，第二年，1541年更沿著葡萄牙人開闢的東方航海路線，前往印度、中國、日本和美洲等地，他們甚至在南美洲的巴拉圭，建立了一個耶穌會國，將基督社會體系引入印第安人社會中，可惜至1767年被逐出巴拉圭。

其中與聖依納爵共同創立耶穌會的聖方濟各沙勿略(San Francisco Xavier)，是最早被派來中國的會士，他經印度、馬六甲、日本，在1551年(即明朝嘉靖三十年)到了廣東沿海的上川島，可是一直未能進入中國本土，翌年因患瘧疾而死，葬於當地。未能進入中國，是這位「東亞宗徒」的遺憾。耶穌會修士進入中國的願望，直至30年後才有機會。明末萬曆年間，利瑪竇(Matteo Ricci)到了澳門，有機會進入了廣州，但直到多年後，幾經輾轉才能北上到北京。到了十七世紀後期，耶穌會會士已是西方最瞭解中國的人了。他們在中國建立起數所修道院、孤兒院、天文臺、印書館、博物院、藏書樓以及男女中學等，把西方的科學、文學等學術帶到中國來。

耶穌會興辦教育

當時耶穌會修士未能進入中國，遂轉到已開拓為教區的澳門，在當地也留下不少傳教史蹟。最為人所知的是當地人稱為「大三巴」牌坊的建築，這是耶穌會在澳門創辦的聖保祿學院(1594年)的教堂前壁。這所學院是遠東區的第一所西式大學，是天主教在遠東區的重要培訓基地。可是，在1835年發生一場大火，燒毀了學院及教堂，剩下教堂正面前壁以及前面登上教堂的石階等。澳門政府於1996年將這個遺址開拓為天主教藝術博物館與墓室，遺址下安放了因信仰而捨身的殉道者遺骸，其中不少是日本幕府時代遭迫害而殉道的日本信徒。

耶穌會至今在澳門的一個比較完整的建築，是1728年創辦的聖若瑟修院大樓和教堂，教堂內存放了聖方濟各沙勿略的手肱骨，供教徒敬禮。同時，澳門仍有一所耶穌會會院。這些遺址，與其他歷史遺址組成澳門歷史城區，已於2005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耶穌會從事慈善工作，拯救貧困，也關心青年，但最重視的是教育。其中重要的一項是神學教育，培育信徒對上主的忠誠，絕對服從。栽培出很多神學家，現任教宗方濟各就是耶穌會出身的。耶穌會也重視興辦學校，在歐洲開辦許多大學、高中，是現今世界最大的辦學團體之一，所培養出來的學生除獻身服侍任神職人員外，很多都成為高級知識份子和政界人物。目前，耶穌會在全球有200間大學，在日本東京有上智大學，在韓國首爾有西江大學。

當耶穌會士在1926年來到香港時，本欲成立大學，但香港大學已於1911年成立，修會遂改為創辦舍堂。三年後，他們開辦了「利瑪竇堂」(Ricci Hall)，至今仍是香港大學很受矚目的男生宿舍。但耶穌會興辦大學的心意仍在，於2011年向香港教育局提交意見，欲開辦私立香港耶穌會大學(Jesuit Liberal Arts College)，花了六年時間籌辦，數度覓址，可惜基於很多原因，計劃終止。

在中等教育方面，香港以及咫尺之遙的澳門，耶穌會士也開辦了不少教育事業。在澳門，現今仍管理的有四所學校，包括：利瑪竇中學、取潔中學、海星中學、澳門耶穌會學校。

在香港，現有兩所華仁書院和一所小學、一間宿舍、一所靜修院。

華仁書院原是信徒徐仁壽於1919年所創立的英文學校，校舍最初設於港島荷李活道，後因成績昭卓，學生人數增多，數度擴遷，並為提高質素，邀請誠意教導的耶穌會士任教。又於1924年在油麻地增設分校。其後，徐仁壽鑑於私人辦學很難實現教育最高理想，遂於1932年終，將學校交由有教育理想的耶穌會接辦，自己則轉往北婆羅洲經商。

1952年，九龍華仁搬到窩打老道56號，1955年香港華仁遷到皇后大道東281號現址。1971年，又與旅港番禺會所合作，管理會所創辦的小學，並更名為番禺會所華仁小學，由司徒拔道遷往北角百福道現址。

此外，耶穌會也在長洲開辦了一所靜修院「思維靜院」，秉承天主教和聖依納爵的靈修傳統，幫助信徒深化靈命，更敏銳於天、地、人的關係，生命愈顯主榮，服務人靈。

最後要提的是，在中國的耶穌會，繼續秉承重視神學教育的傳統，在1930年代接辦由華南主教團在香港成立華南總修院，直屬教廷傳信部，選址港島黃竹坑，是中國境內最早成立的11所總修院之一。6位耶穌會修士被派在院內任教，培育華南地區的華人信徒為神職人員。直至1960年代，國內教區再沒有派修生來港，教廷遂於1964年停辦，將院址交香港教區管理。教區遂與澳門教區、耶穌會和慈幼會、方濟各會合作，開辦現時的聖神修院。修院建於1930年代，屬中國文藝復興式的建築，融合中國宮廷和義大利的建築風格，是本地難得完整的修院建築群，於2015年被列為一級歷史建築。

彰顯主榮

耶穌會在扶貧助弱服務方面或許不及其他修會之多，但重視教育，在培育神學人材和知識分子方面，貢獻巨大。不同的修會有不同的關注點，共同成就上主國度的臨在，彰顯主榮。

參考：https://www.amdgchinese.org/tag/%E9%A6%99%E6%B8%AF/

聖神修院建築可參：http://www.theology.org.hk/psa/articles/papers/booklet/2010_8.pdf

http://hss.org.hk/camp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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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會督府座落在下亞厘畢道上，最早可追溯至1843年。史丹頓牧師（Vincent John Stanton, 1817—1891)被任命為聖公宗香港殖民地牧師，在《南京條約》簽訂後一年到香港。史丹頓萌生了為香港華人男孩建造一所學校的計劃，並在英國為之籌款。1851年，會督府與聖保羅書院在今日所在地上建造完成，學校名為「聖保羅書院」，乃香港最早的中學之一，其後搬遷。這棟建築物先後是聖保羅書院的所在地、歷任維多利亞教區主教的住所、教區所在地、以及其後的香港聖公會教省辦事處。

1849年維多利亞教區成立，由英國坎特伯里大主教直接管轄，範圍包括香港、澳門、中國、日本。而首任教區主教施美夫於1850年到任，他當時亦兼任聖保羅書院校長。聖公會在港160年的發展，首先以這大樓作為行政中心，發動以基督的愛來服侍社群。

在1854年，主教施美夫接受了港府委任，主持教育委員會，督導五所華人學校的發展。1865年，第一間華人的聖公會教堂聖士提反堂於水坑口落成。

到了1900年，時任的會督霍約瑟（Bishop Joseph Charles Hoare）將聖保羅書院改為神學院。1906年，他與四名學生在青山一帶傳道時遇上風災而遭海難身亡，事後主教府為他們設置紀念碑，而書院從此恢復為英文學校了。

1921年，香港成立中華聖公會港澳教區，主教管轄聖公會港澳教區的華語聖堂和維多利亞教區英語聖堂。1933年，何明華會督（Bishop Ronald Owen Hall）指示興建外貌非常中國化的教堂，包括聖三一堂（1936）和聖瑪利亞堂（1937）。1935年創辦了聖基道兒童書院；1947年創辦了聖公會明華學院，現今改為明華神學院；1949年創辦聖雅各福群會。

日治時期，教會事業曾經由日本神職人員管理。戰後恢復發展各種福利和教育服務。1981年，聖保羅書院的校友鄺廣傑，被委任為港澳教區第九任主教，是首位華人主教。1999年，香港聖公會教省獨立，直接隸屬普世聖公宗。聖公會主要辦學團體，現有32所中學，31所小學及41所幼稚園。

現今的會督府與昔日有極大不同。今日的這片土地則被稱為主教山，範圍除會督府外，也包括東面的前港中醫院、面朝上亞厘畢道南面山上的馬丁樓、辦公室及相關住所，另有己連拿利上的聖保羅堂、聖保羅堂幼稚園，以及毗鄰會督府的香港聖公會明華神學院。會督府向東則是禮賓府。

可參:

http://archives.hkskh.org/Page.aspx?id=12&lang=2

黃棣才，圖說香港歷史建築. 1841-1896, 38-39頁

http://echo.hkskh.org/news_article_details.aspx?lang=2&nid=2252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18/ta20365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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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英軍佔領香港，建成臨時禮拜堂。1842年，在美利兵房操場旁設立聚會所。1843年，英國聖公會派來的史丹頓牧師（Rev. Vincent Stanton）籌建座堂，獲港府批予全港唯一的永久業權（Freehold）土地及承擔一半建造費。

聖約翰座堂於1849年正式落成啟用，成為聖公會香港島教區母堂兼主教座堂，戰前港督的就職禮是在座堂內進行的。這座教堂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西式基督教會建築物，是香港的法定古蹟。

日佔時期曾作日本人會所，遭受破壞。1945年，香港重光。何明華會督通過舉辦賣物會等方式籌款重建座堂。座堂建築設計屬英國早、中期哥德式風格。

俯瞰平面時，教堂呈十字形，屬歌德復興式，有尖拱門窗、玫瑰窗，扶壁和小尖塔等特色，並有鐘樓和旁邊的堡壘。

1870年杜格拉斯汽船公司捐出英國名師摩利斯設計的一面彩繪玻璃，描畫基督升天、被釘十架、聖母、門徒和天使及四大獻祭的景象。座堂的南北兩翼先後豎立其他彩繪玻璃；北翼有一面以舊約婦女為主題特色的，同時有一面是紀念來港革新了香港開埠初期教育制度的專業教育學者史釗域博士（Dr. Frederick Stewart, 1836-1889），但該面彩繪玻璃已被二戰的炮火摧毀。南翼也有一面用作紀念施美夫主教（Bishop George Smith, 1815-1871）的彩繪玻璃，是由聖保羅書院的畢業生共籌募了480元而來的。

香港的淪陷逆境中，遭受連天炮火轟炸，羅士牧師仍然於1941年的聖誕日早上，仍在座堂內與一百多名信眾舉行聖誕日崇拜。其後教友及牧師被關進集中營。而崇拜由日本神職人員主持。1945年9月9日，皇家海軍在座堂舉行重光後首次崇拜。後來籌款重修，回復維多利亞時代的面貌。

其實，日本佔領三年零八個月期間，教友之間的靈性生活仍然活躍。在深水埗的軍人集中營中，隨軍牧師在臨時設置的小聖堂仍舉行正常的崇拜，現時在座堂的聖米迦勒小聖堂內見到的屏風，正是當年存留下來的紀念物品之一。

聖約翰座堂位處香港的金融中心地帶，座堂富有深厚的聖公宗傳統。從座堂的正門入口直望，訪客即可看見東面的彩色玻璃窗及窗上的基督十架苦像。在彩色玻璃上，耶穌伸出雙臂，以示歡迎及祝福。

座堂亦致力推展多項事工協助殘疾人士就業，旁邊有一所可隨時拆卸的積木屋，是專為學習障礙人士提供在職培訓的社會企業The Nest Coffee Shop，也與聾人機構「龍耳」合作，推出手語點餐服務。

可參:

https://www.stjohnscathedral.org.hk/Page.aspx?lang=2&id=97

黃棣才，圖說香港歷史建築. 1841-1896, 40-41頁

Stuart Wolfendale. Imperial to International: A History of St John’s Cathedral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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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祿女修會(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在香港受人注視，因為設有著名的女校和醫院，但她們的服侍不始於辦學，憐恤孤寡、助弱扶貧是她們來到香港最早的服侍。

修會的成立

修會源自法國。1696年，先有4位法國年青的女子帶著愛，到一條小村子裏教授女孩縫紉和烹飪，照顧窮人、兒童和病患者；其後，服務延伸到其他村子。1708年，法國沙爾德教區的主教保祿葛德馬烈(Bishop of Chartres, Mgr. Paul Godet des Marais)，邀請了幾位年青女子到當地服務，同時也把自己的名字讓她們成立修會，稱為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鼓勵她們效法保祿(即保羅)的傳教榜樣。

修會的工作很快便發展到法國不同的地方，甚至遠離法國本土，1727年首次到從未有修會到過的南美洲的嘉應及法屬的圭亞那，當時這兩個是法國政府遞解戰俘、囚犯的殖民地。其後，於1848年，修會應香港代監牧科嘉(Theodore-Augustin Forcade)主教的邀請，派修女到香港。十多年後，於1860年，修會也派人到越南，並且伸展到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及菲律賓等地，在當地開辦孤兒院、學校、診所及療養院等，而香港則成為修會在亞洲的中心。300年後的今天，聖保祿修會的修女已分佈於五大洲中的26個國家。

修會在香港

在香港，1848年，4位修女在海上航行了4個月後，抵達香港，隨即投入照顧棄嬰的服侍。當時，灣仔已有不少天主教修會在此處展開慈惠工作。這地區華洋雜處，居民有貧困家庭、低層文職人士、單身的外籍人士，有黃色事業，也有不少棄嬰。修女招募信徒團隊一同悉心照料棄嬰，到了這一年終，已收容了170位兒童。由於孤兒、棄嬰人數日漸增加，1851年修會覓得灣仔區一所較大的房子，命名為「聖童之家」，因為得到法國「聖童之家」（Asile de la St. Enfance）的資助。修女對孤兒的照顧是「由搖籃到墳墓」，教他們讀寫、算術，也教謀生技能，和作教理的培育，其中有不少獲得本地及外地人士收養，也有為他們物色敬虔的婚姻對象。隨著開展各類的仁愛工作，也闢一處為「仁濟之所」收納傷殘、瞎眼和聾啞的人士，教之以生活上各種技能。

需要照顧的人增多，來到香港的修女也增多，而且除了要找合適的地方，也需要財政，遂向法國總部申請資助，也教授孤兒們製造花邊、刺繡等手工藝品出售，並且舉行賣物會等活動來籌款。1876年，修會為歐籍兒童開辦一個班級，教授法文等，取錄了12人，也開始了寄宿學校。

1894年，香港發生了一場嚴厲的淋巴腺鼠疫，病者以至死亡的人很多，孤兒驟然增多，老年人也失去依靠。修女領受了建立一所醫院的旨意，在毫無計劃下開始醫療的工作。1898年初，「聖保祿醫院」開幕。1908年也在跑馬地興建了「加爾瓦略山」會院，照顧患病的嬰兒和長期病患。

修會的仁愛工作不斷的擴大，到了十九世紀末，在灣仔開辦了修院、給獻身者的初學院、孤兒院、育嬰院、工藝室、教室、醫院及藥房等，還有一間寄宿學校。眾多的工作因土地的空間有限，發展受到阻礙。

在香港的擴展

到了1914年才有了轉機。一個棉紗廠計劃轉往上海發展，遂出售在銅鑼灣的一塊土地及廠房，修會得到贊助人的支持，以合理價錢購得，用了三年的時間，將這塊土地改變成為一個小社區，並把所有的工作都遷移到這個地方來。原有的棉紗廠的土地成了一間修院及初學院、一所孤兒院、一間英法文學校以及一間聖保祿醫院，至今，聖保祿醫院(俗稱法國醫院)、聖保祿書院、修院和基督君王小堂仍矗立在這片土地上。

二十世紀30年代後期，修女在九龍半島開始興建第一座房舍，開辦孤兒院和診所，其後發展成為聖德肋撒醫院。同時也在九龍、新界開辦學校。

時至今日，修會在香港負責2間醫院，1間護士訓練學校，4間中學，2間小學，1間幼稚園，2間幼兒園和兩所避靜院，為香港培育了很多人材。而願意委身服侍，成為修女的華人女子也不少。

福傳萬邦

香港的修女除在本地盡心服侍外，也到其他地區興辦慈惠工作。1960年11月，修女到了台灣，在桃園開始門診服務及牧民工作。五年後，建立了台灣聖保祿醫院。自此，在台灣落實服侍，至今有一間醫院和兩間宿舍。

修女也往澳洲，1986年在南威爾斯成立聖保祿國際書院，是一所男女寄宿學校。1992年在布里斯本成立「聖保祿村」，為高齡市民提供住宿，受照顧及幫助，也建有教堂。此外，也開拓了在悉尼的傳教事工和服侍。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的修女們，遵照上主的旨意，奉獻自己，拓展神國。她們帶著基督的愛，遠涉重洋，來到香港、中國等亞洲地區，不但幫助很多貧苦無依的人，醫治照顧病患，同時也把教理傳給他們，完成上主福傳萬邦的心意。

 

可參：

http://www.srspc.org.hk/tc/index.php

http://www.spcspr.edu.hk/sistershkc.htm

申頌詩著，馮彩華譯〈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香港〉，夏其龍、譚永亮編《香港天主教修會及傳教會歷史》(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1)

http://www.somanhing.com/gotowalk/dist/east/tunglowan/paul.pdf

http://www.srspc.org.hk/tc/christ_the_king_chapel.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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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雅各接受倫敦傳道會的差派，首先赴往馬六甲海峽殖民地，在那裡他受命接管由馬禮遜、米憐創辦的英華書院，後來隨著書院搬遷而來到香港。他對傳福音的熱情，可以在他晚期的著作看出。他回顧四十餘年的傳教士生涯，為能夠獻上他所有的力量，滿載安慰和滿足感。來到人生的餘輝期，無怨無悔，感恩上主把他從自己的家園中呼喚出來，帶領他投身傳教。他的傳教精力主要集中在兩方面：

第一：他積極培養華人，他認為偉大的傳教工作，最終是要交給中國人向自己的同胞去完成。

第二：他努力向人闡明中國人思想的博大精深，揭示中國人的道德、社會、政治、和文明傳統。於是，中國人和西方人同時是他服侍的對象。對中國人，他先吸收了儒家思想，促進彼此交流，好把聖經裡的道介紹給他們。對於西方世界，理雅各嘗試讓他們正確地判斷中國的文化和宗教觀，好讓來華的西方人士，更有效地幫助中國人。

曾經與理雅各並肩做翻譯工作的一位傳教士漢學家湛約翰（John Chalmers），形容理雅各鑽入中國古代經典，發掘亞洲人的內心世界，從而打開通往中國人思想的大門。他在這項服侍當中，發現上帝在這民族留下聖潔的痕跡。因為在中國的經典中反映出，這個民族的老祖先是「知道上帝的」。打破了一般傳教士的誤解，他們以為中國人不知道上帝的存在。

一直在理雅各身邊目睹著他辛勞工作的女兒理海倫（Helen Edith Legge），認同她的父親，如何對中國人抱有深厚的尊重，認為這民族有崇高的氣節 ——亞述、波斯、希臘、羅馬，以及其他一些更現代的帝國，他們的教化一度興起，過後便衰落了。但是，中華帝國經過歷史的磨煉，依然聳立，一定有某種最偉大的德性和力量存在其中。

理雅各認為，傳教士要有效地傳播福音，就必須除去傲慢，完全掌握中國人的古典典籍。因此，他努力把所有儒家經典都翻譯出版，並且附以註解，藉此幫助未來的傳教發展。

從1843到1873年，理雅各最能發揮他的貢獻，這寶貴的三十年，他都是在香港度過。期間，理雅各及香港第一位華人牧師何福堂設立了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創辦宗旨是以辦學為傳福音的基礎。

他在許多方面，為本地人建立香港發展的基礎，包括教育、報業、戒煙、戒賭、賑災、救難等公益事業，貢獻有目共睹。除建立教會、寫書、翻譯之外，理雅各也十分關注中國社會狀況。他曾聯合其他宣教士和商會人士，一千多人簽名，上書英國政府，要求取締賭場。

理雅各主持的英華書院引進了西式教育，設立實用化的課程和教材，脫去傳統私塾的模式，換上近代化的特色，有助於培養中國的專業人才。他與華人的結交，轉化他們，幫助他們在社會上作出改革，如黃勝、王韜、洪仁玕，以及何福堂父子等人，這些人受他的影響摒棄了惟我獨尊的天朝觀念和傳統儒學中的迂腐成分。

其中黃勝是香港第一代的傳媒工作者及政府定例局非官守議員。王韜協助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曾到英、法等西方國家實地考察。這些經歷促使他形成變法維新的思想，主張從人事、軍事、教育、法律等方面，改革舊有制度。經濟方面，黃勝鼓吹發展機器紡織等工商業，開採礦產，興築鐵路，發展輪船運輸業。而另一位理雅各的門生是洪仁玕，他成為香港巴色會第一位華人牧師。至於何福堂，原先到馬六甲入讀英華書院，並跟從理雅各學習神學。曾任英華書院教職，輔助理雅各在教堂事奉。後來英華書院遷到香港，何福堂隨之來港；繼續學習神學，並兼任教會傳道工作，最後被倫敦傳道會按立為牧師。何福堂的兒子何啟自小在香港接受教育，何福堂死後，何啟得到倫敦傳道會資助遠赴英國學醫，畢業後再學習法律，返港成為執業律師。這幾位早期香港的社會棟樑，都是得到理雅各啟發和栽培，成為社會發展的中流砥柱，為香港開創新里程。

資料來源:

[1] Lau Tze-yui, James Legge (1815-1897) and Chinese Culture: A Missiological Study in Scholarship Translation and Evangelization, PhD Dissertation in 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Non-Western World at the Faculty of Divinity, University off Edinburgh, 1994, P.107

[2] 段懷清，“對異邦文化的不同態度：理雅各與王韜”，中國文化研究所，百年中國與世界，第八十一期 2008年12月31日P.58-67

[3] 李亞丁，“理雅各”，摘自華典網站：http://bdcconline.net/zh-hant/stories/li-yage

[4] 王赓武，香港史新編上冊，增訂版，（香港：三聯書店，2017），P.569

[5] 摘自：“王韜思想與香港”，中國文化研究院網站：https://chiculture.org.hk/tc/photo-story/2115

[6] 王赓武，香港史新編上冊，增訂版，（香港：三聯書店，2017），P.865

[7] 王赓武，香港史新編上冊，增訂版，（香港：三聯書店，2017），P.870

http://wanchaichurch.org/?page_id=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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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修會多作扶貧、醫療的工作，同時也辦學，但基督學校修士會的成員們，都選擇做平常的教徒，當教師，不擔任教會事務，全心致志，竭盡一生奉獻給教育。

修士會的創立及宗旨

修士會的創辦人是聖若翰喇沙（St. John Baptist de la Salle），1651年出生於法國一個地位崇高及富有的家庭，27歲被任命為司鐸。他察覺當時有很多在街頭流連的孩子，父母無暇照顧，家境貧困，無錢上學。他體會孩童若有基本的教育機會，不但可造福社會，也可引領孩童們認識上主。於是他變賣家產，開辦學校，培訓老師，教授街童基本的讀、寫和計算，也教他們教理，以及待人之道。他的理念逐漸得到一班志同道合的青年支持，組成一個小社團。1680年決定成立修會，稱為基督學校修士會(Institute of the Brothers of the Christian Schools，或稱喇沙修士會De La Salle Brothers)，是首個沒有神父的天主教組織，成員是修士，不作牧養教會，只作教師。若翰相信有好老師，才會有好學校，所以很重視師資培訓，並會代各堂區訓練教師，所以被視為現代師範學校之父。

若翰的理念，得到很多人的欣賞，被邀請到各地開辦學校，1688年起，修會的工作範圍發展至巴黎和法國其他地區，發展非常迅速。今天，這個組織在80個國家和地區興辦學校，包括已發展和發展中國家。組織總部由一名最高長老(Superior General)會同長老會議(General Council)領導。

修士會在香港

在香港，自開埠以後，人口日益增多，需要入學的兒童也日多，當時米蘭傳教會的高神父(Timoleone Raimond, 1874年被祝聖為主教)，為了能夠讓孩童接受良好的教育，不斷請求派遣修士到香港來。終於在1875年11月，6位豐富經驗的修士教師踏足香港，從此有了香港喇沙會。修士們先接管了西環感化院及1864年成立的救世主書院(St. Saviour’s College)，並把後者易名為聖若瑟書院(St. Joseph’s College)。由於前一年，澳門曾遭遇風災，很多樓房被摧毀，不少葡國人移居香港，都希望兒子接受英語教育，因此學生人數急增。高主教於1876年6月在堅道買下一塊地，作為聖若瑟書院的新校址，兩年後有華人學生入學。由於學生人數上升，1918年，學校購入在堅尼地道7號的舊德國會址作校舍，成為聖若瑟書院的現址。今日，1920年建成的校舍北座及1926年建成的西座已被列為法定古蹟，而於1935年擴建的堅尼地道26號也被列為一級歷史建築。

因為九龍區人口增加，學位需求甚殷，為免學生每天都長途跋涉渡海來港島上學，喇沙修士遂於1917年在漆咸道開辦聖若瑟書院分校。其後，在界限街購地擴充，1932年發展成喇沙書院，並且入學人數激升，至1939年學生已逾千。可是，太平洋戰事發生，政府徵用校舍，喇沙會的修士轉而提供醫療協助。日治時期，校舍被日軍所佔，改為醫院、監獄等軍事設施，修士被驅逐，避難至鄰近地區，或被囚於集中營。戰事結束，1946年學校重開，學生人數持續增長，學校分成中學和小學兩部分。1957年，喇沙小學成立。

50-60年代國內政局動盪，大量人口遷到香港，學位需求甚殷，1964年喇沙書院開辦夜校，但由於夜校限制甚多，遂接受陳經輪先生捐助，在何文田採石山建校，改為日校，命名為陳瑞祺(喇沙)書院，以紀念其父親陳瑞祺先生，1970年正式開幕。

以教育為職志

這些學校的建立和發展，為喇沙會學校在香港的發展奠下了鞏固的基礎，得到香港市民的支持及有足夠的人力資源。在50至70年代，喇沙會學校相繼創立，除了上述的學校外，還有上水喇沙中學(1965)、聖若瑟小學(1968)、張振興伉儷書院(1971)、陳瑞祺喇沙小學(1973)及聖若瑟幼稚園(1974)。總計有5間中學和3間小學。

從1679年，當年只有28歲的聖若翰喇沙開辦第一間基督學校起，到今日已經歷了三個世紀，基督學校修士會的教師們，仍以熱誠的態度去完成上主所付託的使命，全心投入為青少年謀福利的工作。在香港，修士們辦學的熱誠同樣未退，為香港培育了很多政界、學術界和宗教界的人。

可參：

香港喇沙會https://www.lasalle.org.hk/pages/pages_tc.php?name=journey_c

喇沙書院https://www.wikiwand.com/zh-cn/%E5%96%87%E6%B2%99%E6%9B%B8%E9%99%A2

https://www.sjc.edu.hk/about_sjc.php?content=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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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浸信會教會大多屬於美南浸信會信仰體制。在香港，還有由美北浸信會開拓的教會，稱美北浸信宣道會(CBFMS)，和由美北分出來的萬國宣道浸信會(ABWE)。在美國，有30多個不同的浸信會組織，其中最大的就是美南浸信會，也是全球最大的基督教差會。

美南浸信會(SBC)是一個教會網絡，每一個美南浸信會教會都是獨立的地方教會，各自爲自己的事工負責任，又自願在州、地區和全國層面聯合，以參與宣教和其他在完成大使命(太二十八19-20)的跨地區、跨教會基督教事工。在香港，各浸信教會也早於1938年組成聯會。成立典禮在香港浸信教會舉行。當時由香港浸信教會、長洲浸信會、香港仔浸信會以及油麻地佈道所、九龍城佈道所、紅磡佈道所，為著聯絡信眾，廣傳福音及支援國內的會友，倡議組織浸信會聯會，於1938年在堅道香港浸信教會舉行成立典禮，這最早成立的浸信教會。

香港浸信教會，創立於1901年，最初名為「中華基督教香港浸信自理會」，因位於堅道，通常被稱為堅道浸信會，簡稱堅浸。

追溯始源，堅浸的創立，必須感謝美國浸信會的宣教士。1835年，叔末士夫婦(John Lewis & Henrietta Shuck)離開美國，到中國來，翌年抵逹澳門，因清廷禁止傳教而未能進入中國。1842年，本在泰國的美國宣教士粦為仁(William Dean)由於健康關係，決定離開曼谷，帶著他培訓的兩個中國傳道人前往澳門。就在這年，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促使中國開放條約口岸，成為早期傳教工作的轉捩點。同年10月，粦為仁前往香港，與美國浸信會傳教士叔未士和自費來華的羅孝全（I. J. Roberts），組成浸信會在中國土地早期最重要的同工團隊。

叔牧師夫婦蒙當時英國駐華公使砵甸乍(Sir Henry Pottinger，後擔任港督)的支持，免費贈予皇后大道濱海地段，也捐助並籌募興建教堂的費用，定名為皇后大道浸信會，1842年即建成，設中英文崇拜。這是今日香港浸信教會的前身。更在上環百步梯(今上環荷里活華庭側)開設宏藝書塾，以提升香港華人的文化水平，並宣揚福音。書塾也收女生。開創了女子入學的機會。可惜不久，叔師母何顯理女士於1844年病逝香港，叔牧師亦黯然回國，教會無人主持，終告停辦。

然而，仍有粦為仁牧師和約翰生牧師帶領香港的福音工作在港，稍後也有紀好弼(Rosewell H. Graves)和士文(E. Z. Simmons)兩位牧師來港，香港的福音工作可稱穩定。其中士文牧師曾於1844年在皇后大道西高陞戲院對面開設教會。但由於租金太貴，兩年後搬到薄扶林道，即今日西營盤郵局對面。因當時中國人仇外的意識，紀好弼和士文兩位牧師認為必須培育教會「自養」、「自立」的觀念。

1901年，皇后大道浸信會的華人信徒成立由華人自行主理的「香港浸信自理會」，並脫離美南浸信會差會。經多次遷移，1923年於堅道50號購得地段興建新教堂，又經多次拆卸重建擴建，現址於1988年10月落成啟用，屬第三代建築。2015年更力壓多家財團，以約3.4億元購得堅道97號作擴展，名為恩典樓。

1924年浸信會在華宣教一百週年，兩廣浸信會在廣州舉行紀念會，議決在香港建立學校，以紀念叔何顯理師母。創校可分為兩個階段：顯理學校(1924-1941年)和顯理中學(1946年至今)；中間曾因戰爭而停辦。

根據香港浸信會聯會的數字，現時有超過161間的浸信教教會堂會、福音堂及福音聚會所，不少浸信教會都是由堅浸開拓的，所以，有稱堅浸為香港眾浸信會之母。成立至今，堅浸先後在本港多個地區成立福音堂，不少已成為獨立的大堂會，如1905年在鴨脷洲成立基址的香港仔浸信會，1931年獨立為自理教會，其後遷到香港仔水塘道11號現址，逾百年在香港南區服事坊眾，辦學培育英材，成為南區歷史的一部份。

另一間是九龍城浸信會，於1931年開基，於1939年自立。從自立至今，期間幾經變遷，由馬頭涌道遷至界限街、士他令道，最終在1964年亞皆老街現址落成啟用。再有筲箕灣浸信會，於1940年在筲箕灣金華街成立福音堂，吸引不少水上人家歸主。至1960年獲政府撥售西灣河街175號現址，70年自立為筲箕灣浸信會。

堅浸現存的基址仍有：

石澳福音堂 (1956年在石澳開始福音工作)

赤柱福音堂 (1957年正式開基)

顯理福音堂 (1994年顯理中學遷至和富道校舍上課，在校內開設福音堂)

好鄰舍福音堂 (1999年成立好鄰舍家庭務中心，服侍西區的基層及新來港家庭。2002年3月正式成立好鄰舍福音堂)。

 

可參：

浸信會教會的起源，見http://www.hkbaptist.org.hk/acms/content.asp?site=bchk&op=listbycode&code=Introduction&sort=EventStartDate&order=desc&topn=1

劉振鵬：〈浸信會在香港的第一頁，1842-1848〉http://christianweekly.net/2014/ta2022822.htm

堅浸史蹟點 http://www3.hkbaptistchurch.org.hk/events/97c/walk/1884.php

李金強：《自立與關懷：香港浸信教會百年史，1901-2001》(香港：商務，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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