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印務總局

此足跡位置是荷李活道29號（已拆卸的中華印務總局）

1843年（即香港開埠翌年），由倫敦傳道會傳教士馬禮遜牧師（Rev. Robert Morrison）成立的英華書院從馬六甲遷校來港，並將先進的西式印刷設備一併帶來香港。此舉使西式活字印刷，取代華人沿用多年的傳統木刻印刷，成為其後東方印刷業界的主流技術，為華人出版，以至報業發展，帶來翻天覆地的變革。藉著本地印刷，書刊流通量增加，促進了晚清時期維新運動的思維傳播，加上這片殖民地，乃中西交化匯聚的好土壤，香港便肩負起啟發及推動維新的關鍵角色，引領中國從傳統知識，攀上現代化的階梯，並在各種體制上尋求劃時代的改革。

當年英華書院除了辦學及培育華人傳道人才以外，亦兼顧出版基督教刊物等工作。來港後，書院更是倫敦傳道會在香港的佈道站，當時擔任院長的是理雅各牧師（Rev. James Legge, 1815-1897）。至1862年，因地價上漲，出售了書院及佈道站土地，所得的部份款項，撥作興建印刷所的費用，選址在鴨巴甸街22號新房舍。當時書院已停止辦學，但出版刊物及中文聖經的工作一直維持至1873年，才將印刷機器及鑄造活字的器材，全數售與由華人籌組的中華印務總局（The Chinese Printing Company）。中華印務總局設於荷李活道29號，延續發展由書院所引進的西方印刷技術，正式由華人擁有一種嶄新而有效的知識傳播方法。

英華書院是中國鑄造西式中文活字的首間印刷所，由多名傳教士集體監督管理，書院的主任擁有印刷及鑄字的專業技能，後來訓練華人承接。書院的收入有四個來源，包括：倫敦傳道會的撥款、出售大小活字及出版刊物、替英國聖經公會和小冊會印刷傳教小冊和聖經、以及代印書刊。這些書刊，包括馬禮遜教育協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出版的月刊《遐邇貫珍》。而出售活字的業務，後來成為書院的主要收入來源。

倫敦傳道會曾批評英華不如位於上海的墨海書館，並計劃將其出版事工全部遷移去正值盛期的墨海書館，讓傳教士直接專心傳教事工；但被傳教士及新接任的華人執行主任的共同努力所扭轉。理雅各牧師多次表明鑄造活字完工後，出售的利潤將相當豐厚，單是當中的小活字已足夠書院全年費用，結果由1853年起每年盈餘數百，對比佈道站為日間及寄宿學校投放的全年合計開支為一千元左右而言，出售活字盈利可觀，而且其後逐步增至一、二千元，足以支付佈道站的支出。1853年開始，黃勝接任英華印刷部及鑄字部主任，期間負責監督的傳教士先後有湛約翰（John Chalmers）、理雅各、滕納（Frederick Turner）、歐德理（Ernst Johann Eitel）等。

黃勝就讀由美國傳教士布朗（Dr. Samuel Robbins Brown）於澳門所創辦的馬禮遜學堂，1842年隨學堂遷來香港摩利臣山，後來在1847年1月跟隨布朗夫婦前往美國留學，並加入當地的公理會教會，可惜因病未有接受西方大學教育，於1848年秋返回香港。回港後，他曾擔任西報的印刷廠工作及法院的翻譯，之後才受聘於英華書院。湛約翰牧師盛讚他是勤奮優越，是華人中難覓的人才。在他掌管印刷及鑄字部首年，已比過去任何一年完成的工作都多。在湛牧師的眼中，除他本身的日常工作以外，連監督業務也可全盤交託給他。傳教士對他的信任態度實屬難得，有些華人信徒，即使浸淫在基督教環境多年，也經常在生活實踐各方面令傳教士失望。例如，跟隨理雅各牧師的青年信徒當中，有些會使牧師擔心他們不規矩和散漫，不得不由傳教士積極監督。而黃勝得到傳教士器重，有助印刷廠的管理及經營，最終，英華的印刷出版事工被倫敦傳道會譽為有效率及有價值的資產，這無疑是傳教士竭力於全人關顧所結出的果子。

倫敦傳道會於1872年提議佈道站以有利價格賣掉英華書院，歐德理及理雅各以一萬墨西哥銀元為報價，出售印刷與鑄字機具、字範與字模、以及鑄成的活字，條件之一為每主日均不可工作。於1873年2月與由華人新籌組的中華印務總局達成買賣協議，接管書院所有機具、存貨及生意，總局亦按協議條件，接收全部書院雇用的學徒、刻字工、字模鑄字工、壓印工、裝訂工及排版工等，讓書院的出色工匠們可以繼續為活字印刷事業，作出貢獻。從此正式將西方活字印刷設備與技術本土化，而洞悉這機遇的，正是中華印務總局其中一位合資人──秀才王韜；他能有此獨特的觸覺，全因他曾飽受中西文化的衝擊。

王韜生於1828年，來自江蘇蘇州，於道光二十五年（即1845年）當上秀才，精通四書五經，其父為鄉村塾師，祖宗原籍明朝的名士巨族。五口通商後，上海迅速發展，王父遷至上海設館授徒。王韜1848年前往上海探望父親，並認識了創立墨海書館的英國傳教士麥都思（Dr.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麥都思是帶著西方印刷技術，受倫敦傳道會差遣來華宣教的；在上海負責印刷工場，他非常欣賞王韜這江南才子的文才，讓王韜參觀了出版社墨海書館，啟發了王韜日後創辦印刷廠的念頭。

1849年王韜正式接受麥都思之邀聘，於墨海書館擔任編校的工作，協助翻譯聖經新舊約全書的中文版。在書館工作共13年，與多名傳教士共事，包括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 1815-1863）、艾約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等等，合作翻譯一系列西方科技書刊。1862年，王韜向太平天國進言上書，勸諭太平軍應集中於湘軍的戰事，而不要強攻摧殘上海；陳明西方列強並非威脅，應當維持通商環境不變。結果清廷下令通緝他，幸得傳教士相助逃離上海，展開流亡香港廿多年之旅。在港的理雅各牧師敬佩王韜通曉中國典籍，及協助漢譯聖經，待王韜從滬抵港後，供應食宿，並聘其輔助翻譯多部中國經典，彼此因而建立深厚友情。

理雅各認為有王韜的幫助是不可或缺的，以至他1867年回蘇格蘭時也邀請王韜西行遊歷，並繼續翻譯工作。1870年，王韜歐遊後回港，其後集資購買英華書院印刷設備，1874年創刊了第一份由華人自資自辦的華文報紙《循環日報》，且擔任該報主筆。然而歐洲之行確實改變了他對香港的看法，他初來港之際，發覺香港華人不論在言炎、社交舉止、學習態度、道德價值、生活目標和所吃的食物皆是怪異。認為香港已由英政府統治，如他這樣的學者，並沒有像在中國般得到重視，相反商家卻是社會的領導者，更甚的是，他們受教育是用於新的目的。其後他漸漸學懂了欣賞，和適應其中的一些事物，從各式各樣奇怪的現像中，擴闊了視野，看見西方文明的先進一面。他是典型中國學者逃難來港的寫照，先是被迫離鄉南來，初期視英屬香港為中國所遺棄的土地，文化劣質奇異，困惑於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後來跨越了文化障礙，懂得善用這片開放的空間，發表喚醒國人救國的評論。他之所以能夠發揮香港特殊文化的影響力，實在有賴傳教士積極建立起友善的跨文化平台而至。

資料來源:

[1] 蘇精. 鑄以代刻: 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 臺大出版中心. (2014), p.229-305.

[2] 卓南生. 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 1815-1874. 正中書局. (1998), p.216.

[3] 李亞丁, “布朗”, 世華中國研究中心, 摘自網頁: http://bdcconline.net/zh-hant/stories/bu-lang

[4] 趙雨樂. 近代南來文人的香港印象與國族意識.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6), p.9-27.

[5] 李家園. 香港報業雜談.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9), p.19-28.

[6] Ming Chen. A History of the Press in Hong Kong (1841-1911). White Song, Incorporated. (2005).

[7] Elizabeth Sinn. “Wang Tao in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Other””. Meeting Place: Encounters across Cultures in Hong Kong, 1841–1984.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22.

[8] 王宏志. “南來文化人：「王韜模式」”. 百年中國與世界 No. 91 (2005), p. 6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