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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印务总局

此足迹位置是荷李活道29号（已拆卸的中华印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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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即香港开埠翌年），由伦敦传道会传教士马礼逊牧师（Rev. Robert Morrison）成立的英华书院从马六甲迁校来港，并将先进的西式印刷设备一并带来香港。此举使西式活字印刷，取代华人沿用多年的传统木刻印刷，成为其后东方印刷业界的主流技术，为华人出版，以至报业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革。藉着本地印刷，书刊流通量增加，促进了晚清时期维新运动的思维传播，加上这片殖民地，乃中西交化汇聚的好土壤，香港便肩负起启发及推动维新的关键角色，引领中国从传统知识，攀上现代化的阶梯，并在各种体制上寻求划时代的改革。

当年英华书院除了办学及培育华人传道人才以外，亦兼顾出版基督教刊物等工作。来港后，书院更是伦敦传道会在香港的布道站，当时担任院长的是理雅各牧师（Rev. James Legge, 1815-1897）。至1862年，因地价上涨，出售了书院及布道站土地，所得的部份款项，拨作兴建印刷所的费用，选址在鸭巴甸街22号新房舍。当时书院已停止办学，但出版刊物及中文圣经的工作一直维持至1873年，才将印刷机器及铸造活字的器材，全数售与由华人筹组的中华印务总局（The Chinese Printing Company）。中华印务总局设于荷李活道29号，延续发展由书院所引进的西方印刷技术，正式由华人拥有一种崭新而有效的知识传播方法。

英华书院是中国铸造西式中文活字的首间印刷所，由多名传教士集体监督管理，书院的主任拥有印刷及铸字的专业技能，后来训练华人承接。书院的收入有四个来源，包括：伦敦传道会的拨款、出售大小活字及出版刊物、替英国圣经公会和小册会印刷传教小册和圣经、以及代印书刊。这些书刊，包括马礼逊教育协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出版的月刊《遐迩贯珍》。而出售活字的业务，后来成为书院的主要收入来源。

伦敦传道会曾批评英华不如位于上海的墨海书馆，并计划将其出版事工全部迁移去正值盛期的墨海书馆，让传教士直接专心传教事工；但被传教士及新接任的华人执行主任的共同努力所扭转。理雅各牧师多次表明铸造活字完工后，出售的利润将相当丰厚，单是当中的小活字已足够书院全年费用，结果由1853年起每年盈余数百，对比布道站为日间及寄宿学校投放的全年合计开支为一千元左右而言，出售活字盈利可观，而且其后逐步增至一、二千元，足以支付布道站的支出。1853年开始，黄胜接任英华印刷部及铸字部主任，期间负责监督的传教士先后有湛约翰（John Chalmers）、理雅各、滕纳（Frederick Turner）、欧德理（Ernst Johann Eitel）等。

黄胜就读由美国传教士布朗（Dr. Samuel Robbins Brown）于澳门所创办的马礼逊学堂，1842年随学堂迁来香港摩利臣山，后来在1847年1月跟随布朗夫妇前往美国留学，并加入当地的公理会教会，可惜因病未有接受西方大学教育，于1848年秋返回香港。回港后，他曾担任西报的印刷厂工作及法院的翻译，之后才受聘于英华书院。湛约翰牧师盛赞他是勤奋优越，是华人中难觅的人才。在他掌管印刷及铸字部首年，已比过去任何一年完成的工作都多。在湛牧师的眼中，除他本身的日常工作以外，连监督业务也可全盘交托给他。传教士对他的信任态度实属难得，有些华人信徒，即使浸淫在基督教环境多年，也经常在生活实践各方面令传教士失望。例如，跟随理雅各牧师的青年信徒当中，有些会使牧师担心他们不规矩和散漫，不得不由传教士积极监督。而黄胜得到传教士器重，有助印刷厂的管理及经营，最终，英华的印刷出版事工被伦敦传道会誉为有效率及有价值的资产，这无疑是传教士竭力于全人关顾所结出的果子。

伦敦传道会于1872年提议布道站以有利价格卖掉英华书院，欧德理及理雅各以一万墨西哥银元为报价，出售印刷与铸字机具、字范与字模、以及铸成的活字，条件之一为每主日均不可工作。于1873年2月与由华人新筹组的中华印务总局达成买卖协议，接管书院所有机具、存货及生意，总局亦按协议条件，接收全部书院雇用的学徒、刻字工、字模铸字工、压印工、装订工及排版工等，让书院的出色工匠们可以继续为活字印刷事业，作出贡献。从此正式将西方活字印刷设备与技术本土化，而洞悉这机遇的，正是中华印务总局其中一位合资人──秀才王韬；他能有此独特的触觉，全因他曾饱受中西文化的冲击。

王韬生于1828年，来自江苏苏州，于道光二十五年（即1845年）当上秀才，精通四书五经，其父为乡村塾师，祖宗原籍明朝的名士巨族。五口通商后，上海迅速发展，王父迁至上海设馆授徒。王韬1848年前往上海探望父亲，并认识了创立墨海书馆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Dr.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麦都思是带着西方印刷技术，受伦敦传道会差遣来华宣教的；在上海负责印刷工场，他非常欣赏王韬这江南才子的文才，让王韬参观了出版社墨海书馆，启发了王韬日后创办印刷厂的念头。

1849年王韬正式接受麦都思之邀聘，于墨海书馆担任编校的工作，协助翻译圣经新旧约全书的中文版。在书馆工作共13年，与多名传教士共事，包括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 1815-1863）、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等等，合作翻译一系列西方科技书刊。1862年，王韬向太平天国进言上书，劝谕太平军应集中于湘军的战事，而不要强攻摧残上海；陈明西方列强并非威胁，应当维持通商环境不变。结果清廷下令通缉他，幸得传教士相助逃离上海，展开流亡香港廿多年之旅。在港的理雅各牧师敬佩王韬通晓中国典籍，及协助汉译圣经，待王韬从沪抵港后，供应食宿，并聘其辅助翻译多部中国经典，彼此因而建立深厚友情。

理雅各认为有王韬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以至他1867年回苏格兰时也邀请王韬西行游历，并继续翻译工作。1870年，王韬欧游后回港，其后集资购买英华书院印刷设备，1874年创刊了第一份由华人自资自办的华文报纸《循环日报》，且担任该报主笔。然而欧洲之行确实改变了他对香港的看法，他初来港之际，发觉香港华人不论在言炎、社交举止、学习态度、道德价值、生活目标和所吃的食物皆是怪异。认为香港已由英政府统治，如他这样的学者，并没有像在中国般得到重视，相反商家却是社会的领导者，更甚的是，他们受教育是用于新的目的。其后他渐渐学懂了欣赏，和适应其中的一些事物，从各式各样奇怪的现像中，扩阔了视野，看见西方文明的先进一面。他是典型中国学者逃难来港的写照，先是被迫离乡南来，初期视英属香港为中国所遗弃的土地，文化劣质奇异，困惑于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后来跨越了文化障碍，懂得善用这片开放的空间，发表唤醒国人救国的评论。他之所以能够发挥香港特殊文化的影响力，实在有赖传教士积极建立起友善的跨文化平台而至。

资料来源:

[1] 苏精. 铸以代刻: 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 台大出版中心. (2014), p.229-305.

[2] 卓南生.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1815-1874. 正中书局. (1998), p.216.

[3] 李亚丁, “布朗”, 世华中国研究中心, 摘自网页:  http://bdcconline.net/zh-hant/stories/bu-lang

[4] 赵雨乐. 近代南来文人的香港印象与国族意识.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6), p.9-27.

[5] 李家园. 香港报业杂谈.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9), p.19-28.

[6] Ming Chen. A History of the Press in Hong Kong (1841-1911). White Song, Incorporated. (2005).

[7] Elizabeth Sinn. “Wang Tao in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Other””. Meeting Place: Encounters across Cultures in Hong Kong, 1841–1984.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22.

[8] 王宏志. “南来文化人：「王韬模式」”. 百年中国与世界 No. 91 (2005), p. 6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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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光堂

此足迹位置是铜锣湾东院道7号 – 圣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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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左右。伦敦传道会在当时人口最为稠密的太平山区建立了一所福音堂。堂址在今天卜公花园附近的普义街，土地是热心基督徒高露云夫人（Mrs. Caldwell）捐赠出来的。高露云是英籍人士，担任港英政府的华民政务司，太太是华人，名叫高三桂。值得一提的，是高夫人在丈夫离世后，把另一块地，半价卖给伦敦传道会，指定用作兴建慈善医院之用。福音堂向附近的居民传福音，并提供义务教育和医疗服务。事工由西教士和华人传道共同担任，其中早期有湛约翰牧师（Rev. John Chalmers），他是伦敦传道会在1852年差派来香港的，深受比他先来到理雅各牧师所影响，钻研中国古典文学，成为汉学家，湛牧师曾参与和合本圣经翻译的工作。离世后安葬于香港坟场。

还有其他传教士帮助圣光堂的事工发展，包括雅治牧师（Rev. J. C. Edge）助理义务女子教育和卢姑娘（Miss Lowe）主理女童学科和术科，并教授圣经真理。后来在1881年更加开办西医诊所，由杨威廉医生（Dr. William Young）和谭臣医生（Dr. J. C. Thomson）为居民提供义诊，后来由华人传道黎福池诊症。诊所开办不足半年，每天便有近百人就诊。西教士见居民渐渐对西医建立了信心，便产生兴建医院的意念。后来由何启爵士带领筹款，加上上述的高夫人廉价把一幅地卖给差会，最后在1887年在该堂会附近的荷里活道兴建了雅丽氏纪念医院。

1894年香港爆发鼠疫，死亡人数众多，而疫情最严重的地点就在福音堂所处的太平山区。政府于1895年底购回土地进行重建，改善环境卫生，下令将所有伦敦传道会的医院及诊所关闭，但医院仍收留了一些住宅收到疫症污染的信徒，而福音堂学校更永久停办。最后政府更颁布《封闭不卫生屋宇条例》，迫令太平山区的居民迁出后，将全区包括福音堂在内的三百五十间民房全部拆毁夷平，以隔离病源。

1897年湛约翰牧师连同礼贤会的王煜初牧师利用政府的收地赔偿，在今天怡和街和渣甸街附近投得了一块地，兴建了福音堂和课室，服侍在附近的糖厂工人。直到1914年，这所福音堂都是属于伦敦传道会，福音堂的教友跟随湾仔福音堂，向伦敦传道会申请转到华人自理的道济会堂（即今合一堂），以求逐步自治，并改名为『道济会堂灯笼洲支堂』。初期灯笼洲支堂与湾仔支堂同由一个堂议会管理。

1919年左右，该堂会试行自立，组织堂会和选举值理，并接管伦敦传道会的男女学校。教堂内开办多项课程，包括皮牧师（Rev. Pearce）办的圣经速成学校，妇人书室，男子及女子学校。学生人数合计约有八、九十人。部分主日学的学生，后来成为堂会的执事，其中何心如更被按立为牧师。圣光堂战后又开办幼儿园、小学和中学。

1922年左右，政府欲收购教堂以开辟道路。西教士皮牧师和威牧师（Rev. H. R. Wells）代表堂会向政府磋商赔偿及换地等安排。经过数年磋商，政府终于以六万圆购买旧教堂，并赠送位于扫秆埔山岗上一幅约二万六千平方呎的土地予灯笼洲堂重建教堂，最后改名为『中华基督教会圣光堂』。

资料来源:

[1]关肇硕、容应萸，香港开埠与关家，（香港：广角镜，1997），P.11.

[2]摘自「圣经·中文·翻译」网站 https://www.translatebible.com/chinese_union_version.html

[3] 罗民威，“爱在鼠疫蔓延时”，时代论坛，2018年4月27日 摘自网站：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54419&Pid=105&Version=0&Cid=2041&Charset=big5_hkscs

[4]黄棣才，图说香港历史建筑(1920-1945)，（香港：中华书局，2015），P.58.

[5] 本文章大部分资料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圣光堂」网站：https://m.cccskc.org/%E6%9C%AC%E5%A0%82%E8%B3%87%E6%96%99/%E8%81%96%E5%85%89%E5%A0%82%E7%B0%A1%E5%8F%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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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云先会

此足迹位置是礼顿山乐活道2A号 – 圣玛加利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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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先贤圣云先

今天，在港九各天主教堂区内，有不少名为圣云先会(Society of St. Vincent de Paul)的组织，这是一个信徒的服务团体。这个团体最早于1833年在巴黎创立，现今在全球各地都有分会，在香港，1863年成立第一个协会，继而各堂区也成立协会，其后更成立中央分会(Central Council of Hong Kong)，以联系巴黎总会和各协会。这是法国巴黎奥撒南兄弟（Frederic Ozanam）看到法国小市民的需要，效法圣云先(St. Vincent de Paul, 1580-1660)神父以爱心及谦逊态度，实践基督信仰的精神，于1833年成立的。

1625年，当年圣云先创立了被称为「遣使会」(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的修会，参与的人除了要立愿守贫穷、贞洁与服从外，还要立愿恒久持守，愿意长久地在偏远与穷困的小村落中服务天国子民。其后，在路依芝(St. Louise de Marillac)女士的协助下，也创建了一个爱心的善会「仁爱女修会」(Daughters of Charity)，以病房为会院，堂区为教堂，街市为隐修之处，愿意造福很多贫苦市民。

圣云先会的成立

1833年，奥撒南就读于巴黎大学法律系，眼见当时的社会风气瀰漫着反对教会之声，遂集合一班志同道合的同学，创立慈善团体，组织教友以爱心为穷人服务，见证自己的信仰，并以所景仰的先贤为名，称圣云先会。创立数月后，这种精神已推展至全法国；数年后，更扩展至欧洲各国家，再后至美洲各国。今日，圣云先会已遍布世界五大洲220多个国家，协会超过46,000，会员亦逾80万。

香港圣云先会的成立

在香港，十九世纪中期，有不少葡萄牙人居于湾仔，其中有些生活较为穷困。有见及此，1863年霍允尼神父倡导，一小群葡萄牙籍居民以及两个英籍天主教徒在威灵顿街创立香港区会，照顾有需要的人。至于华人方面，根据1845年的官方统计，香港已有22,000多华人，大多是体力劳动者，以打石工人、仆人、小贩等为主，多处于社会底层，居住环境也恶劣。所以不少修会在此从事扶弱、抚孤、医疗等社会服务。加以1850年，太平天国反清，不少华人举家移居香港避难。到了1860年，香港总人口近10万，华人占9万多，其中有士绅商贾，但更多是基层的劳动人口，所需的服务着实不少。

随着香港环境的转变，圣云先会先后参与很多救助的服务。香港重光，中国政权易手，大批华人在港流离失所，圣云先会本仁爱之精神，协助政府，与其他国际性福利机构，对与不幸者给予适当援助，又在九龙设宝血宿舍及圣德肋撒宿舍，安顿单身之老弱人士。这期间，圣云先会在各区有很多服侍，发展很快，会员人数大为增加。

60年代，国内动荡，来本港的人口骤然增多，香港政府兴建徙置区以安置居民。因为居住环境挤迫，父母亲都需要上班，无暇照顾孩子，圣云先会在乐富徙置区，开办了一所天台儿童乐园，数年后，又在秀茂坪先后开办了两所托儿所，后因该区老化而关闭。二十年前，在观塘开办幼儿园，为今日的圣云先幼儿学校的前身。除此之外，近年更回应香港人口老化问题，支援及关怀未能入住安老院舍的独居长者。

圣云先会的经费筹募，一般是靠信徒捐献和举办卖物会。50年中期，香港天主教区成立明爱机构，服务贫苦大众。圣云先会将举办了多年的卖物会及彩票筹款活动交由明爱统办，借以支持明爱所需的庞大经费。

今日圣云先会在香港

虽然，今日香港政府的福利事业已有所进步，但圣云先会继续招募信徒会员，仍在堂区成立协会，关怀及支持贫苦者。至2018年，共有31个堂区协会及一个青年协会，正式及附属会员也逾600人。会员仍会探访有需要的人，不分种族与信仰，恳切关怀，仍从事扶助贫童就学，赠医施药，助人解决生活或信仰的困难，鼓励自立；也在物质帮助外，给予需要的人心灵慰藉，使其重拾自信。

可参：https://www.ssvp.org.hk/tc/content.php?type=1&id=4

http://www.theology.org.hk/Shalom/2000sep/sep_vinc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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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

此足迹位置是湾仔皇后大道东281号 – 华仁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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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相信大家最熟悉的是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等这些耶稣会修士(The Jesuits)，在明清时期已来到中国，为中国的科技发展，贡献了不少力量。在中国学者帮助下，耶稣会士翻译、撰写了许多有关天文、历算、地理学、物理学及语言学的著作，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耶稣会的成立与发展

耶稣会是一个男修会团体，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发生以后而成立的，宗旨是向外拓展。1534年，出生于西班牙贵族之家的圣依纳爵罗耀拉（St. Ignatius of Loyola），和他六位巴黎大学「在主内的朋友」，愿意按福音精神，延续前往耶路撒冷的使命，以「愈显主荣」(拉丁语：Ad Majorem Dei Gloriam)为格言，可惜未能成行。1540年，教宗保禄三世正式批准成立修会，依纳爵被选为总会长，直到1556年65岁辞世。

修会成立后，发展很快，不但在欧洲各地推进，第二年，1541年更沿着葡萄牙人开辟的东方航海路线，前往印度、中国、日本和美洲等地，他们甚至在南美洲的巴拉圭，建立了一个耶稣会国，将基督社会体系引入印第安人社会中，可惜至1767年被逐出巴拉圭。

其中与圣依纳爵共同创立耶稣会的圣方济各沙勿略(San Francisco Xavier)，是最早被派来中国的会士，他经印度、马六甲、日本，在1551年(即明朝嘉靖三十年)到了广东沿海的上川岛，可是一直未能进入中国本土，翌年因患疟疾而死，葬于当地。未能进入中国，是这位「东亚宗徒」的遗憾。耶稣会修士进入中国的愿望，直至30年后才有机会。明末万历年间，利玛窦(Matteo Ricci)到了澳门，有机会进入了广州，但直到多年后，几经辗转才能北上到北京。到了十七世纪后期，耶稣会会士已是西方最了解中国的人了。他们在中国建立起数所修道院、孤儿院、天文台、印书馆、博物院、藏书楼以及男女中学等，把西方的科学、文学等学术带到中国来。

耶稣会兴办教育

当时耶稣会修士未能进入中国，遂转到已开拓为教区的澳门，在当地也留下不少传教史迹。最为人所知的是当地人称为「大三巴」牌坊的建筑，这是耶稣会在澳门创办的圣保禄学院(1594年)的教堂前壁。这所学院是远东区的第一所西式大学，是天主教在远东区的重要培训基地。可是，在1835年发生一场大火，烧毁了学院及教堂，剩下教堂正面前壁以及前面登上教堂的石阶等。澳门政府于1996年将这个遗址开拓为天主教艺术博物馆与墓室，遗址下安放了因信仰而舍身的殉道者遗骸，其中不少是日本幕府时代遭迫害而殉道的日本信徒。

耶稣会至今在澳门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建筑，是1728年创办的圣若瑟修院大楼和教堂，教堂内存放了圣方济各沙勿略的手肱骨，供教徒敬礼。同时，澳门仍有一所耶稣会会院。这些遗址，与其他历史遗址组成澳门历史城区，已于2005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耶稣会从事慈善工作，拯救贫困，也关心青年，但最重视的是教育。其中重要的一项是神学教育，培育信徒对上主的忠诚，绝对服从。栽培出很多神学家，现任教宗方济各就是耶稣会出身的。耶稣会也重视兴办学校，在欧洲开办许多大学、高中，是现今世界最大的办学团体之一，所培养出来的学生除献身服侍任神职人员外，很多都成为高级知识分子和政界人物。目前，耶稣会在全球有200间大学，在日本东京有上智大学，在韩国首尔有西江大学。

当耶稣会士在1926年来到香港时，本欲成立大学，但香港大学已于1911年成立，修会遂改为创办舍堂。三年后，他们开办了「利玛窦堂」(Ricci Hall)，至今仍是香港大学很受瞩目的男生宿舍。但耶稣会兴办大学的心意仍在，于2011年向香港教育局提交意见，欲开办私立香港耶稣会大学(Jesuit Liberal Arts College)，花了六年时间筹办，数度觅址，可惜基于很多原因，计划终止。

在中等教育方面，香港以及咫尺之遥的澳门，耶稣会士也开办了不少教育事业。在澳门，现今仍管理的有四所学校，包括：利玛窦中学、取洁中学、海星中学、澳门耶稣会学校。

在香港，现有两所华仁书院和一所小学、一间宿舍、一所静修院。

华仁书院原是信徒徐仁寿于1919年所创立的英文学校，校舍最初设于港岛荷李活道，后因成绩昭卓，学生人数增多，数度扩迁，并为提高质素，邀请诚意教导的耶稣会士任教。又于1924年在油麻地增设分校。其后，徐仁寿鉴于私人办学很难实现教育最高理想，遂于1932年终，将学校交由有教育理想的耶稣会接办，自己则转往北婆罗洲经商。

1952年，九龙华仁搬到窝打老道56号，1955年香港华仁迁到皇后大道东281号现址。1971年，又与旅港番禺会所合作，管理会所创办的小学，并更名为番禺会所华仁小学，由司徒拔道迁往北角百福道现址。

此外，耶稣会也在长洲开办了一所静修院「思维静院」，秉承天主教和圣依纳爵的灵修传统，帮助信徒深化灵命，更敏锐于天、地、人的关系，生命愈显主荣，服务人灵。

最后要提的是，在中国的耶稣会，继续秉承重视神学教育的传统，在1930年代接办由华南主教团在香港成立华南总修院，直属教廷传信部，选址港岛黄竹坑，是中国境内最早成立的11所总修院之一。6位耶稣会修士被派在院内任教，培育华南地区的华人信徒为神职人员。直至1960年代，国内教区再没有派修生来港，教廷遂于1964年停办，将院址交香港教区管理。教区遂与澳门教区、耶稣会和慈幼会、方济各会合作，开办现时的圣神修院。修院建于1930年代，属中国文艺复兴式的建筑，融合中国宫廷和意大利的建筑风格，是本地难得完整的修院建筑群，于2015年被列为一级历史建筑。

彰显主荣

耶稣会在扶贫助弱服务方面或许不及其他修会之多，但重视教育，在培育神学人材和知识分子方面，贡献巨大。不同的修会有不同的关注点，共同成就上主国度的临在，彰显主荣。

参考：https://www.amdgchinese.org/tag/%E9%A6%99%E6%B8%AF/

圣神修院建筑可参：http://www.theology.org.hk/psa/articles/papers/booklet/2010_8.pdf

http://hss.org.hk/camp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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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公会会督府

此足迹位置是中环下亚厘毕道1号 – 圣公会会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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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会督府座落在下亚厘毕道上，最早可追溯至1843年。史丹顿牧师（Vincent John Stanton, 1817—1891)被任命为圣公宗香港殖民地牧师，在《南京条约》签订后一年到香港。史丹顿萌生了为香港华人男孩建造一所学校的计划，并在英国为之筹款。1851年，会督府与圣保罗书院在今日所在地上建造完成，学校名为「圣保罗书院」，乃香港最早的中学之一，其后搬迁。这栋建筑物先后是圣保罗书院的所在地、历任维多利亚教区主教的住所、教区所在地、以及其后的香港圣公会教省办事处。

1849年维多利亚教区成立，由英国坎特伯里大主教直接管辖，范围包括香港、澳门、中国、日本。而首任教区主教施美夫于1850年到任，他当时亦兼任圣保罗书院校长。圣公会在港160年的发展，首先以这大楼作为行政中心，发动以基督的爱来服侍社群。

在1854年，主教施美夫接受了港府委任，主持教育委员会，督导五所华人学校的发展。1865年，第一间华人的圣公会教堂圣士提反堂于水坑口落成。

到了1900年，时任的会督霍约瑟（Bishop Joseph Charles Hoare）将圣保罗书院改为神学院。1906年，他与四名学生在青山一带传道时遇上风灾而遭海难身亡，事后主教府为他们设置纪念碑，而书院从此恢复为英文学校了。

1921年，香港成立中华圣公会港澳教区，主教管辖圣公会港澳教区的华语圣堂和维多利亚教区英语圣堂。1933年，何明华会督（Bishop Ronald Owen Hall）指示兴建外貌非常中国化的教堂，包括圣三一堂（1936）和圣玛利亚堂（1937）。1935年创办了圣基道儿童书院；1947年创办了圣公会明华学院，现今改为明华神学院；1949年创办圣雅各福群会。

日治时期，教会事业曾经由日本神职人员管理。战后恢复发展各种福利和教育服务。1981年，圣保罗书院的校友邝广杰，被委任为港澳教区第九任主教，是首位华人主教。1999年，香港圣公会教省独立，直接隶属普世圣公宗。圣公会主要办学团体，现有32所中学，31所小学及41所幼儿园。

现今的会督府与昔日有极大不同。今日的这片土地则被称为主教山，范围除会督府外，也包括东面的前港中医院、面朝上亚厘毕道南面山上的马丁楼、办公室及相关住所，另有己连拿利上的圣保罗堂、圣保罗堂幼儿园，以及毗邻会督府的香港圣公会明华神学院。会督府向东则是礼宾府。

可参:

http://archives.hkskh.org/Page.aspx?id=12&lang=2

黄棣才，图说香港历史建筑. 1841-1896, 38-39页

http://echo.hkskh.org/news_article_details.aspx?lang=2&nid=2252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18/ta20365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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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翰座堂

此足迹位置是中环花园道4-8号 – 圣公会圣约翰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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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英军占领香港，建成临时礼拜堂。1842年，在美利兵房操场旁设立聚会所。1843年，英国圣公会派来的史丹顿牧师（Rev. Vincent Stanton）筹建座堂，获港府批予全港唯一的永久业权（Freehold）土地及承担一半建造费。

圣约翰座堂于1849年正式落成启用，成为圣公会香港岛教区母堂兼主教座堂，战前港督的就职礼是在座堂内进行的。这座教堂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西式基督教会建筑物，是香港的法定古迹。

日占时期曾作日本人会所，遭受破坏。1945年，香港重光。何明华会督通过举办卖物会等方式筹款重建座堂。座堂建筑设计属英国早、中期哥德式风格。

俯瞰平面时，教堂呈十字形，属歌德复兴式，有尖拱门窗、玫瑰窗，扶壁和小尖塔等特色，并有钟楼和旁边的堡垒。

1870年杜格拉斯汽船公司捐出英国名师摩利斯设计的一面彩绘玻璃，描画基督升天、被钉十架、圣母、门徒和天使及四大献祭的景象。座堂的南北两翼先后竖立其他彩绘玻璃；北翼有一面以旧约妇女为主题特色的，同时有一面是纪念来港革新了香港开埠初期教育制度的专业教育学者史钊域博士（Dr. Frederick Stewart, 1836-1889），但该面彩绘玻璃已被二战的炮火摧毁。南翼也有一面用作纪念施美夫主教（Bishop George Smith, 1815-1871）的彩绘玻璃，是由圣保罗书院的毕业生共筹募了480元而来的。

香港的沦陷逆境中，遭受连天炮火轰炸，罗士牧师仍然于1941年的圣诞日早上，仍在座堂内与一百多名信众举行圣诞日崇拜。其后教友及牧师被关进集中营。而崇拜由日本神职人员主持。1945年9月9日，皇家海军在座堂举行重光后首次崇拜。后来筹款重修，回复维多利亚时代的面貌。

其实，日本占领三年零八个月期间，教友之间的灵性生活仍然活跃。在深水埗的军人集中营中，随军牧师在临时设置的小圣堂仍举行正常的崇拜，现时在座堂的圣米迦勒小圣堂内见到的屏风，正是当年存留下来的纪念物品之一。

圣约翰座堂位处香港的金融中心地带，座堂富有深厚的圣公宗传统。从座堂的正门入口直望，访客即可看见东面的彩色玻璃窗及窗上的基督十架苦像。在彩色玻璃上，耶稣伸出双臂，以示欢迎及祝福。

座堂亦致力推展多项事工协助残疾人士就业，旁边有一所可随时拆卸的积木屋，是专为学习障碍人士提供在职培训的社会企业The Nest Coffee Shop，也与聋人机构「龙耳」合作，推出手语点餐服务。

可参:

https://www.stjohnscathedral.org.hk/Page.aspx?lang=2&id=97

黄棣才，图说香港历史建筑. 1841-1896, 40-41页

Stuart Wolfendale. Imperial to International: A History of St John’s Cathedral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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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保禄女修会

此足迹位置是铜锣湾东院道2号 – 圣保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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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保禄女修会(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在香港受人注视，因为设有著名的女校和医院，但她们的服侍不始于办学，怜恤孤寡、助弱扶贫是她们来到香港最早的服侍。

修会的成立

修会源自法国。1696年，先有4位法国年青的女子带着爱，到一条小村子里教授女孩缝纫和烹饪，照顾穷人、儿童和病患者；其后，服务延伸到其他村子。1708年，法国沙尔德教区的主教保禄葛德马烈(Bishop of Chartres, Mgr. Paul Godet des Marais)，邀请了几位年青女子到当地服务，同时也把自己的名字让她们成立修会，称为沙尔德圣保禄女修会，鼓励她们效法保禄(即保罗)的传教榜样。

修会的工作很快便发展到法国不同的地方，甚至远离法国本土，1727年首次到从未有修会到过的南美洲的嘉应及法属的圭亚那，当时这两个是法国政府递解战俘、囚犯的殖民地。其后，于1848年，修会应香港代监牧科嘉(Theodore-Augustin Forcade)主教的邀请，派修女到香港。十多年后，于1860年，修会也派人到越南，并且伸展到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菲律宾等地，在当地开办孤儿院、学校、诊所及疗养院等，而香港则成为修会在亚洲的中心。300年后的今天，圣保禄修会的修女已分布于五大洲中的26个国家。

修会在香港

在香港，1848年，4位修女在海上航行了4个月后，抵达香港，随即投入照顾弃婴的服侍。当时，湾仔已有不少天主教修会在此处展开慈惠工作。这地区华洋杂处，居民有贫困家庭、低层文职人士、单身的外籍人士，有黄色事业，也有不少弃婴。修女招募信徒团队一同悉心照料弃婴，到了这一年终，已收容了170位儿童。由于孤儿、弃婴人数日渐增加，1851年修会觅得湾仔区一所较大的房子，命名为「圣童之家」，因为得到法国「圣童之家」（Asile de la St. Enfance）的资助。修女对孤儿的照顾是「由摇篮到坟墓」，教他们读写、算术，也教谋生技能，和作教理的培育，其中有不少获得本地及外地人士收养，也有为他们物色敬虔的婚姻对象。随着开展各类的仁爱工作，也辟一处为「仁济之所」收纳伤残、瞎眼和聋哑的人士，教之以生活上各种技能。

需要照顾的人增多，来到香港的修女也增多，而且除了要找合适的地方，也需要财政，遂向法国总部申请资助，也教授孤儿们制造花边、刺绣等手工艺品出售，并且举行卖物会等活动来筹款。1876年，修会为欧籍儿童开办一个班级，教授法文等，取录了12人，也开始了寄宿学校。

1894年，香港发生了一场严厉的淋巴腺鼠疫，病者以至死亡的人很多，孤儿骤然增多，老年人也失去依靠。修女领受了建立一所医院的旨意，在毫无计划下开始医疗的工作。1898年初，「圣保禄医院」开幕。1908年也在跑马地兴建了「加尔瓦略山」会院，照顾患病的婴儿和长期病患。

修会的仁爱工作不断的扩大，到了十九世纪末，在湾仔开办了修院、给献身者的初学院、孤儿院、育婴院、工艺室、教室、医院及药房等，还有一所寄宿学校。众多的工作因土地的空间有限，发展受到阻碍。

在香港的扩展

到了1914年才有了转机。一个棉纱厂计划转往上海发展，遂出售在铜锣湾的一块土地及厂房，修会得到赞助人的支持，以合理价钱购得，用了三年的时间，将这块土地改变成为一个小社区，并把所有的工作都迁移到这个地方来。原有的棉纱厂的土地成了一所修院及初学院、一所孤儿院、一所英法文学校以及一所圣保禄医院，至今，圣保禄医院(俗称法国医院)、圣保禄书院、修院和基督君王小堂仍矗立在这片土地上。

二十世纪30年代后期，修女在九龙半岛开始兴建第一座房舍，开办孤儿院和诊所，其后发展成为圣德肋撒医院。同时也在九龙、新界开办学校。

时至今日，修会在香港负责2所医院，1所护士训练学校，4所中学，2所小学，1所幼稚园，2所幼儿园和两所避静院，为香港培育了很多人材。而愿意委身服侍，成为修女的华人女子也不少。

福传万邦

香港的修女除在本地尽心服侍外，也到其他地区兴办慈惠工作。1960年11月，修女到了台湾，在桃园开始门诊服务及牧民工作。五年后，建立了台湾圣保禄医院。自此，在台湾落实服侍，至今有一所医院和两座宿舍。

修女也往澳洲，1986年在南威尔斯成立圣保禄国际书院，是一所男女寄宿学校。1992年在布里斯本成立「圣保禄村」，为高龄市民提供住宿，受照顾及帮助，也建有教堂。此外，也开拓了在悉尼的传教事工和服侍。

沙尔德圣保禄女修会的修女们，遵照上主的旨意，奉献自己，拓展神国。她们带着基督的爱，远涉重洋，来到香港、中国等亚洲地区，不但帮助很多贫苦无依的人，医治照顾病患，同时也把教理传给他们，完成上主福传万邦的心意。

 

可参：

http://www.srspc.org.hk/tc/index.php

http://www.spcspr.edu.hk/sistershkc.htm

申颂诗着，冯彩华译〈沙尔德圣保禄女修会在香港〉，夏其龙、谭永亮编《香港天主教修会及传教会历史》(香港中文大学天主教研究中心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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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仔堂

此足迹位置是湾仔春园街77号竹居台 – 湾仔堂（原址位于太和街，湾仔街市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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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雅各接受伦敦传道会的差派，首先赴往马六甲海峡殖民地，在那里他受命接管由马礼逊、米怜创办的英华书院，后来随着书院搬迁而来到香港。他对传福音的热情，可以在他晚期的著作看出。他回顾四十余年的传教士生涯，为能够献上他所有的力量，满载安慰和满足感。来到人生的余辉期，无怨无悔，感恩上主把他从自己的家园中呼唤出来，带领他投身传教。他的传教精力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第一：他积极培养华人，他认为伟大的传教工作，最终是要交给中国人向自己的同胞去完成。

第二：他努力向人阐明中国人思想的博大精深，揭示中国人的道德、社会、政治、和文明传统。于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同时是他服侍的对象。对中国人，他先吸收了儒家思想，促进彼此交流，好把圣经里的道介绍给他们。对于西方世界，理雅各尝试让他们正确地判断中国的文化和宗教观，好让来华的西方人士，更有效地帮助中国人。

曾经与理雅各并肩做翻译工作的一位传教士汉学家湛约翰（John Chalmers），形容理雅各钻入中国古代经典，发掘亚洲人的内心世界，从而打开通往中国人思想的大门。他在这项服侍当中，发现上帝在这民族留下圣洁的痕迹。因为在中国的经典中反映出，这个民族的老祖先是「知道上帝的」。打破了一般传教士的误解，他们以为中国人不知道上帝的存在。

一直在理雅各身边目睹着他辛劳工作的女儿理海伦（Helen Edith Legge），认同她的父亲，如何对中国人抱有深厚的尊重，认为这民族有崇高的气节 ——亚述、波斯、希腊、罗马，以及其他一些更现代的帝国，他们的教化一度兴起，过后便衰落了。但是，中华帝国经过历史的磨炼，依然耸立，一定有某种最伟大的德性和力量存在其中。

理雅各认为，传教士要有效地传播福音，就必须除去傲慢，完全掌握中国人的古典典籍。因此，他努力把所有儒家经典都翻译出版，并且附以注解，藉此帮助未来的传教发展。

从1843到1873年，理雅各最能发挥他的贡献，这宝贵的三十年，他都是在香港度过。期间，理雅各及香港第一位华人牧师何福堂设立了中华基督教会湾仔堂，创办宗旨是以办学为传福音的基础。

他在许多方面，为本地人建立香港发展的基础，包括教育、报业、戒烟、戒赌、赈灾、救难等公益事业，贡献有目共睹。除建立教会、写书、翻译之外，理雅各也十分关注中国社会状况。他曾联合其他宣教士和商会人士，一千多人签名，上书英国政府，要求取缔赌场。

理雅各主持的英华书院引进了西式教育，设立实用化的课程和教材，脱去传统私塾的模式，换上近代化的特色，有助于培养中国的专业人才。他与华人的结交，转化他们，帮助他们在社会上作出改革，如黄胜、王韬、洪仁玕，以及何福堂父子等人，这些人受他的影响摒弃了惟我独尊的天朝观念和传统儒学中的迂腐成分。

其中黄胜是香港第一代的传媒工作者及政府定例局非官守议员。王韬协助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曾到英、法等西方国家实地考察。这些经历促使他形成变法维新的思想，主张从人事、军事、教育、法律等方面，改革旧有制度。经济方面，黄胜鼓吹发展机器纺织等工商业，开采矿产，兴筑铁路，发展轮船运输业。而另一位理雅各的门生是洪仁玕，他成为香港巴色会第一位华人牧师。至于何福堂，原先到马六甲入读英华书院，并跟从理雅各学习神学。曾任英华书院教职，辅助理雅各在教堂事奉。后来英华书院迁到香港，何福堂随之来港；继续学习神学，并兼任教会传道工作，最后被伦敦传道会按立为牧师。何福堂的儿子何启自小在香港接受教育，何福堂死后，何启得到伦敦传道会资助远赴英国学医，毕业后再学习法律，返港成为执业律师。这几位早期香港的社会栋梁，都是得到理雅各启发和栽培，成为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为香港开创新里程。

资料来源:

[1] Lau Tze-yui, James Legge (1815-1897) and Chinese Culture: A Missiological Study in Scholarship Translation and Evangelization, PhD Dissertation in 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Non-Western World at the Faculty of Divinity, University off Edinburgh, 1994, P.107

[2] 段怀清，“对异邦文化的不同态度：理雅各与王韬”，中国文化研究所，百年中国与世界，第八十一期 2008年12月31日P.58-67

[3] 李亚丁，“理雅各”，摘自华典网站：http://bdcconline.net/zh-hant/stories/li-yage

[4] 王赓武，香港史新编上册，增订版，（香港：三联书店，2017），P.569

[5] 摘自：“王韬思想与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网站：https://chiculture.org.hk/tc/photo-story/2115

[6] 王赓武，香港史新编上册，增订版，（香港：三联书店，2017），P.865

[7] 王赓武，香港史新编上册，增订版，（香港：三联书店，2017），P.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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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学校修士会

此足迹位置是坚尼地道7号 – 圣若瑟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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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修会多作扶贫、医疗的工作，同时也办学，但基督学校修士会的成员们，都选择做平常的教徒，当教师，不担任教会事务，全心致志，竭尽一生奉献给教育。

修士会的创立及宗旨

修士会的创办人是圣若翰喇沙（St. John Baptist de la Salle），1651年出生于法国一个地位崇高及富有的家庭，27岁被任命为司铎。他察觉当时有很多在街头流连的孩子，父母无暇照顾，家境贫困，无钱上学。他体会孩童若有基本的教育机会，不但可造福社会，也可引领孩童们认识上主。于是他变卖家产，开办学校，培训老师，教授街童基本的读、写和计算，也教他们教理，以及待人之道。他的理念逐渐得到一班志同道合的青年支持，组成一个小社团。1680年决定成立修会，称为基督学校修士会(Institute of the Brothers of the Christian Schools，或称喇沙修士会De La Salle Brothers)，是首个没有神父的天主教组织，成员是修士，不作牧养教会，只作教师。若翰相信有好老师，才会有好学校，所以很重视师资培训，并会代各堂区训练教师，所以被视为现代师范学校之父。

若翰的理念，得到很多人的欣赏，被邀请到各地开办学校，1688年起，修会的工作范围发展至巴黎和法国其他地区，发展非常迅速。今天，这个组织在80个国家和地区兴办学校，包括已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组织总部由一名最高长老(Superior General)会同长老会议(General Council)领导。

修士会在香港

在香港，自开埠以后，人口日益增多，需要入学的儿童也日多，当时米兰传教会的高神父(Timoleone Raimond, 1874年被祝圣为主教)，为了能够让孩童接受良好的教育，不断请求派遣修士到香港来。终于在1875年11月，6位丰富经验的修士教师踏足香港，从此有了香港喇沙会。修士们先接管了西环感化院及1864年成立的救世主书院(St. Saviour’s College)，并把后者易名为圣若瑟书院(St. Joseph’s College)。由于前一年，澳门曾遭遇风灾，很多楼房被摧毁，不少葡国人移居香港，都希望儿子接受英语教育，因此学生人数急增。高主教于1876年6月在坚道买下一块地，作为圣若瑟书院的新校址，两年后有华人学生入学。由于学生人数上升，1918年，学校购入在坚尼地道7号的旧德国会址作校舍，成为圣若瑟书院的现址。今日，1920年建成的校舍北座及1926年建成的西座已被列为法定古迹，而于1935年扩建的坚尼地道26号也被列为一级历史建筑。

因为九龙区人口增加，学位需求甚殷，为免学生每天都长途跋涉渡海来港岛上学，喇沙修士遂于1917年在漆咸道开办圣若瑟书院分校。其后，在界限街购地扩充，1932年发展成喇沙书院，并且入学人数激升，至1939年学生已逾千。可是，太平洋战事发生，政府征用校舍，喇沙会的修士转而提供医疗协助。日治时期，校舍被日军所占，改为医院、监狱等军事设施，修士被驱逐，避难至邻近地区，或被囚于集中营。战事结束，1946年学校重开，学生人数持续增长，学校分成中学和小学两部分。1957年，喇沙小学成立。

50-60年代国内政局动荡，大量人口迁到香港，学位需求甚殷，1964年喇沙书院开办夜校，但由于夜校限制甚多，遂接受陈经轮先生捐助，在何文田采石山建校，改为日校，命名为陈瑞祺(喇沙)书院，以纪念其父亲陈瑞祺先生，1970年正式开幕。

以教育为职志

这些学校的建立和发展，为喇沙会学校在香港的发展奠下了巩固的基础，得到香港市民的支持及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在50至70年代，喇沙会学校相继创立，除了上述的学校外，还有上水喇沙中学(1965)、圣若瑟小学(1968)、张振兴伉俪书院(1971)、陈瑞祺喇沙小学(1973)及圣若瑟幼儿园(1974)。总计有5间中学和3间小学。

从1679年，当年只有28岁的圣若翰喇沙开办第一间基督学校起，到今日已经历了三个世纪，基督学校修士会的教师们，仍以热诚的态度去完成上主所付托的使命，全心投入为青少年谋福利的工作。在香港，修士们办学的热诚同样未退，为香港培育了很多政界、学术界和宗教界的人。

可参：

香港喇沙会https://www.lasalle.org.hk/pages/pages_tc.php?name=journey_c

喇沙书院https://www.wikiwand.com/zh-cn/%E5%96%87%E6%B2%99%E6%9B%B8%E9%99%A2

https://www.sjc.edu.hk/about_sjc.php?content=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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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信教会

此足迹位置是坚道50号 – 坚道浸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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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浸信会教会大多属于美南浸信会信仰体制。在香港，还有由美北浸信会开拓的教会，称美北浸信宣道会(CBFMS)，和由美北分出来的万国宣道浸信会(ABWE)。在美国，有30多个不同的浸信会组织，其中最大的就是美南浸信会，也是全球最大的基督教差会。

美南浸信会(SBC)是一个教会网络，每一个美南浸信会教会都是独立的地方教会，各自爲自己的事工负责任，又自愿在州、地区和全国层面联合，以参与宣教和其他在完成大使命(太二十八19-20)的跨地区、跨教会基督教事工。在香港，各浸信教会也早于1938年组成联会。成立典礼在香港浸信教会举行。当时由香港浸信教会、长洲浸信会、香港仔浸信会以及油麻地布道所、九龙城布道所、红磡布道所，为着联络信众，广传福音及支援国内的会友，倡议组织浸信会联会，于1938年在坚道香港浸信教会举行成立典礼，这最早成立的浸信教会。

香港浸信教会，创立于1901年，最初名为「中华基督教香港浸信自理会」，因位于坚道，通常被称为坚道浸信会，简称坚浸。

追溯始源，坚浸的创立，必须感谢美国浸信会的宣教士。1835年，叔末士夫妇(John Lewis & Henrietta Shuck)离开美国，到中国来，翌年抵逹澳门，因清廷禁止传教而未能进入中国。1842年，本在泰国的美国宣教士粦为仁(William Dean)由于健康关系，决定离开曼谷，带着他培训的两个中国传道人前往澳门。就在这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促使中国开放条约口岸，成为早期传教工作的转折点。同年10月，粦为仁前往香港，与美国浸信会传教士叔未士和自费来华的罗孝全（I. J. Roberts），组成浸信会在中国土地早期最重要的同工团队。

叔牧师夫妇蒙当时英国驻华公使砵甸乍(Sir Henry Pottinger，后担任港督)的支持，免费赠予皇后大道滨海地段，也捐助并筹募兴建教堂的费用，定名为皇后大道浸信会，1842年即建成，设中英文崇拜。这是今日香港浸信教会的前身。更在上环百步梯(今上环荷里活华庭侧)开设宏艺书塾，以提升香港华人的文化水平，并宣扬福音。书塾也收女生。开创了女子入学的机会。可惜不久，叔师母何显理女士于1844年病逝香港，叔牧师亦黯然回国，教会无人主持，终告停办。

然而，仍有粦为仁牧师和约翰生牧师带领香港的福音工作在港，稍后也有纪好弼(Rosewell H. Graves)和士文(E. Z. Simmons)两位牧师来港，香港的福音工作可称稳定。其中士文牧师曾于1844年在皇后大道西高陞戏院对面开设教会。但由于租金太贵，两年后搬到薄扶林道，即今日西营盘邮局对面。因当时中国人仇外的意识，纪好弼和士文两位牧师认为必须培育教会「自养」、「自立」的观念。

1901年，皇后大道浸信会的华人信徒成立由华人自行主理的「香港浸信自理会」，并脱离美南浸信会差会。经多次迁移，1923年于坚道50号购得地段兴建新教堂，又经多次拆卸重建扩建，现址于1988年10月落成启用，属第三代建筑。2015年更力压多家财团，以约3.4亿元购得坚道97号作扩展，名为恩典楼。

1924年浸信会在华宣教一百周年，两广浸信会在广州举行纪念会，议决在香港建立学校，以纪念叔何显理师母。创校可分为两个阶段：显理学校(1924-1941年)和显理中学(1946年至今)；中间曾因战争而停办。

根据香港浸信会联会的数字，现时有超过161间的浸信教教会堂会、福音堂及福音聚会所，不少浸信教会都是由坚浸开拓的，所以，有称坚浸为香港众浸信会之母。成立至今，坚浸先后在本港多个地区成立福音堂，不少已成为独立的大堂会，如1905年在鸭脷洲成立基址的香港仔浸信会，1931年独立为自理教会，其后迁到香港仔水塘道11号现址，逾百年在香港南区服事坊众，办学培育英材，成为南区历史的一部份。

另一间是九龙城浸信会，于1931年开基，于1939年自立。从自立至今，期间几经变迁，由马头涌道迁至界限街、士他令道，最终在1964年亚皆老街现址落成启用。再有筲箕湾浸信会，于1940年在筲箕湾金华街成立福音堂，吸引不少水上人家归主。至1960年获政府拨售西湾河街175号现址，70年自立为筲箕湾浸信会。

坚浸现存的基址仍有：

石澳福音堂 (1956年在石澳开始福音工作)

赤柱福音堂 (1957年正式开基)

显理福音堂 (1994年显理中学迁至和富道校舍上课，在校内开设福音堂)

好邻舍福音堂 (1999年成立好邻舍家庭务中心，服侍西区的基层及新来港家庭。2002年3月正式成立好邻舍福音堂)。

 

可参：

浸信会教会的起源，见http://www.hkbaptist.org.hk/acms/content.asp?site=bchk&op=listbycode&code=Introduction&sort=EventStartDate&order=desc&topn=1

刘振鹏：〈浸信会在香港的第一页，1842-1848〉http://christianweekly.net/2014/ta2022822.htm

坚浸史迹点 http://www3.hkbaptistchurch.org.hk/events/97c/walk/1884.php

李金强：《自立与关怀：香港浸信教会百年史，1901-2001》(香港：商务，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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