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医疗传教士开始把西方医学介绍给东方。他们的使命,是藉着优质的医疗服务,彰显基督教的信仰价值。而且为华人提供专业训练,促使医护技术在本土生根发展。除了传教士以外,也有一些没有加入差会的好西医,在港以医疗关爱服侍港人,这些关爱使者,为香港的医药和卫生的现代化,作出巨大贡献。
现今香港社会视公共医疗服务为基本福利,但在香港开埠初期,提供专业又廉价的医疗服务主要是由传教士来担当的。1842年,香港刚成为英国殖民地不久,雒魏林医生(Dr. 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便前来香港。伦敦传道会差派他在香港兴建医院,可惜他只短暂停留,未看到成果便要离开。交由合信医生(Dr. Benjamin Hobson, 1816-1873)接任。
合信医生一来到,便观察到本地华人急需医疗设施。于是他将澳门的传教医院迁移至香港摩理臣山。除了在港治疗病人和管理这所医院以外,他还锐意培训学生助理。他还尝试与医学外科协会共同合作,建立一所医学院教授医学,可惜不能开花结果。更遗憾的是,传道会医院亦于1853年宣告停办。一直到28年后,开办医院的构想才再有进展。
兴建医院能够再度萌芽,要从杨威廉医生(Dr. William Young)说起。他是位加拿大籍的苏格兰人,在愉宁堂聚会。文献上暂时找不到他来港的目的,亦没有显示他是传教士,却热心渴望香港华人能接受西医,身心得到保障。他于1881年提议伦敦传道会与商人共同成立医务委员会(Medical Mission Committee),为华人提供义诊,藉专业关怀创建传讲基督大爱的平台。当时他来港执业了三年。
他的倡议得到雅治牧师(Rev. John Edge)的和议,雅治牧师当时主理太平山区的免费女子学校,这间学校是伦敦传道会设立的,位于现今卜公花园旁的普义街福音堂,即中华基督教会圣光堂的前身。
杨医生与雅治牧师邀得商人戴维斯(Henry William Davis)担任医务委员会的主席,而伦敦传道会有两位牧师参与,商界委员还有怡和公司及连卡佛公司的代表。委员会决定在贫困地区开设一间诊所,他们认为太平山区是尚佳的选址,那里人口众多,卫生问题严重。因此委员会向普义街的福音堂借用一间房开设了「那打素诊所」(Nethersole Dispensary),名字是来自主席戴维斯母亲的姓氏。这家诊所由杨医生负责提供义诊,同时他也希望能成为伦敦传道会支持的全职医生。诊所每星期开诊两个早上,杨医生不收诊金,而所需的药物费用则由戴维斯来支付,开办首年已为980人提供西医服务,揭开香港医疗宣教历史新的一页。
虽然当时已有首间公立政府医院(国家医院, Government Civil Hospital),但收费高昂,华人亦怀疑西医的成效,一般平民百姓都不会去政府医院求诊。相反,杨医生的诊所却大受欢迎,驱使医务委员会考虑扩大服务,兴建医院。委员会通过建院计划后,伦敦传道会同意拨款,支持医院购买土地。条件是他们的代表,在医院内有传教的自由。事实上,这笔钱是通过出售下市场堂(Lower Bazaar Chapel)会址而筹得的,伦敦传道会自然期望获得医院的全盘管理权。但委员会却反对,认为应该共同管理,而且委员会还应享有委任医护职员的投票权。相方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兴建医院之举也搁置了一段时间。
及后何启爵士为了纪念他的爱妻雅丽氏,愿意捐出大笔款项,于是建院计划便得以重启。自此香港首间给贫困华人使用的慈善医院正式成立。另一方面,当初医务委员会筹划兴建医院时,也期望随着医院的建立,可以开办一所医学院,给本地华人提供专业的西方医学培训。此计划得到白文信医生(Dr. Patrick Manson, 1844-1922)的热烈支持,在1887年成立香港西医书院,致力提升训练本地医护团队的质素。香港医学之所以能发展起来,抱着大使命来港服侍的医生功不可没。
1894年太平山区一带爆发鼠疫,病毒在密密麻麻的破陋房屋之间传播,为了铲除鼠疫的威胁,政府拆卸这区所有房屋,福音堂的土地于是被政府立例收回,教堂要搬走。重灾区移平后留下一片休憩的地方,变成了现在的卜公花园。
鼠疫最严重的时候,两所伦敦传道会的医院——包括1887年建成的雅丽氏利济医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原址位于中区荷里活道与鸭巴甸街交界),以及1893年建成的那打素医院(Nethersole Hospital,原址位于般含道)——因为太接近属于重灾区的太平山区,而被迫暂停开放。不过,两间医院楼房本身却继续奋勇抗疫,收留了一些住宅受到传染病污染的信徒。
资料来源:
[1] 余伟刚, “医疗宣教的使命承传”, 基督教周报, 2019年4月7日, 摘自网页: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19/ta2037776.htm
[2] Gerald H. Choa. “Heal the Sick” was Their Motto: The Protestant Medical Missionaries in Chin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0), p. 167-171.
[3] Faith CS Ho. “The beginning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125 years ago…its unique features in comparison with similar efforts in China”. Hong Kong Medical Journal 18,6 (2012), p. 544–550.
[4] 罗婉娴. 香港西医发展史(1842-1990). 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2018).
[5] 浩然, “那打素医院始创是一间诊所”, 基督教周报, 2007年4月15日, 摘自网页: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07/ta14345.htm
[6] 林伟廉, “香港医疗传道的中流砥柱—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 基督教周报, 2019年1月27日, 摘自网页: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19/ta2037477.htm
[7] 中华基督教会圣光堂.“圣光堂简史”. 摘自网页: https://m.cccskc.org/%E6%9C%AC%E5%A0%82%E8%B3%87%E6%96%99/%E8%81%96%E5%85%89%E5%A0%82%E7%B0%A1%E5%8F%B2
[8] 罗民威,爱在鼠疫蔓延时,时代论坛,长河逐浪,2018年4月27日 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54419&Pid=105&Version=0&Cid=2041&Charset=big5_hks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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